《太空步》Michael使我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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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KiKi 我不想用往日同我的兄弟们在一起的回忆做什么交易。我常常希望能重新过旧日那样的生活。我们几个兄弟就象《白雪公主》里的七个小矮人一样；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杰基是个运动员、战士。蒂托强壮，有同情心，象个父亲。他的心思全在汽车上，喜欢拆装汽车零件。杰梅尼同我一起长大，我们最接近，他很风趣、容易相处，经常开玩笑。把一桶冷水挂在旅馆房间门上就是他的主意。马龙是我见到过的最坚强的人。他是个开玩笑和恶作剧的能手。他当年常常惹麻烦，不是走错台步就是漏唱个音符，但是后来就完全两样了。 我们每个兄弟的不同性格和亲密无间使我挺过了那些疲于奔命到处巡回演出的日子。我们互相帮助。杰基和蒂托管束我们不要过分胡闹。他们想控制我们，这时杰梅尼和马龙就会大喊大叫："咱们发疯吧！" 我很怀念那一切。那时我们成天在一起。我们去娱乐场所或是骑马或是看电影，大家一致行动。只要一个兄弟说，"我要去游泳。"我们就会一起喊，"我也去！" 后来我的兄弟们陆续结婚后，我们开始分开。每个人要同他的妻子最亲密并且各自建立自己的家庭，这种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的一些想法是我们还象以前那样在一起，因为兄弟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但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好的。我们仍喜爱相互为伴。后来当我们有时相聚一堂时，我们还是很快乐的。但是各人不同的生活道路不允许我们象过去有那么多时间相互做伴。 以前，杰克逊五兄弟巡回演出时，我老是与杰梅尼同住一个房间。我们两人最亲密，一起上、下舞台，并且兴趣相投。因为杰梅尼是兄弟中最易受女孩子纠缠的一个，我们俩在旅途中常常碰到麻烦。 我认为我父亲早就决定在五兄弟中重点注意我和杰梅尼。他常常住在我们的隔壁房间，这样他可以随时来检查我们。我很讨厌他这样安排，他不仅可以监视我们的淘气行为，而且还对我们干了些最卑鄙的事。一次杰梅尼和我演出后疲惫不堪，在床上呼呼睡，可是我父亲带了一帮姑娘到我们房间，等我们醒来发现她们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格格傻笑。 因为演出和事业被我视为生命，所以在我十几岁那个几年里由于我的个人问题所引起的严重思想斗争并没有影响我在录音的工作和舞台表演，当时最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我在镜子里看我的面孔。我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我作为一个名人的身份的束缚。 我14岁那年，我的外表开始发生变化。我长高了一大截。不认识我的人进到房间来希望看到那个小巧可爱的迈克尔•杰克逊，他们从我身旁走过去。我说，"我就是迈克尔。"他们面露疑色。迈克尔是个娇小玲珑的孩子，我却是身高5英尺10英寸的瘦长少年。我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或是希望见到的孩子。青春期是个困难时期，由于身体变化给你带来了自然的不安全感，再加上别人对你的否定反应，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滋味。人们看到我的变化，看到我也有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自然变化，似乎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这真是令人难以忍受。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我很可爱，但是随着我身体的其它变化，我的脸上长满了面疱。一天早晨我一照镜子，天啊！好象每条油脂腺都冒出了粉刺。我愈心烦，粉刺长得愈多，那时我没认识到这点，也不懂得我吃的油腻食品汪能减轻病状。我在潜意识里被我的面疱吓坏了。我见人就感到害羞和发窘，因为我的面容太难看了。确实是我愈照镜子，好象粉刺愈长愈多。我的容貌使我感到沮丧。我因此知道长面疱能对一个人产生毁灭性的作用。这个作用太严重了，以至严重影响了我的性格。我同别人说话时不敢看对方，我低着头，或是面朝别处。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东西值得骄傲；我甚至不愿意外出，什么事也不想干。 我的兄弟马龙也长了满脸粉刺，但他也不在乎，而我不愿见任何人也不愿别人看到我这样子。你会奇怪我们两兄弟会如此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创造出值得骄傲的纪录。每当我在台上得到喝彩，我就什么也不想了，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 可是我一下舞台，又要看到镜子。 最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改变我对我的状况的看法。我学会如何改变看法并学会做到自我感觉良好。最重要的是，我改变了我的食谱，这是关键问题。 1971年秋天，我灌制了第一张独唱唱片《到那里去》。为录制这张唱片干的工作真是棒极了，这首歌成为我心爱的几首歌之一。为我的独唱灌唱片是伯里•戈迪的主意，我成为莫顿下属乐队中首先脱颖而出的一个，伯里还说应为我出唱片集。几年之后我果然出了唱片集，我认识到伯里是对的。 在那期间发生了一次小冲突，这对我这样年轻的歌手来说是很典型的。当你年轻并且有自己思想时，人们常常认为你不过是幼稚并且傻气。1972年我们巡回演出时，那正是《到那里去》风行的一年。一天晚上我对演出经理说："在我开始唱那支歌之前，让我到后台去，抓着我在唱片集封面上戴的那顶小帽出来。如果听众们看我戴那顶帽子，他们会高兴得发疯。" 演出经理认为这是他听到的最可笑的想法。他们不同意我这样做，因为我太年轻，他们都认为这是个愚蠢想法。这件事不久，唐尼•奥斯蒙德开始在全美演出时戴了那顶与我那顶很相似的小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我感到我的直觉是对的，并且能行之有效。我看到马文•盖伊在唱《让我们戴上吧》时也戴一顶帽子，听众简直疯狂了。当马文一戴上那帽子，听众们便知道他要干什么。这样做增添了气氛并且加强了演员和听众之间的感情交流，使听众也进入了演出。 当1971年星期六早晨电视开始放映《杰克逊五兄弟》的卡通影片时，我已经是个影迷和卡通迷了。戴安娜•罗斯教我绘画时增强了我对卡通的喜爱。作为一个卡通人物，使我全心热爱电影和华特•迪斯尼所创办的卡通影片。我敬佩迪斯尼先生和他在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协助下所取得的成就。每当我想到迪斯尼先生和他的公司为全世界千百万儿童和成年人带来的欢乐时，我对他真是敬佩不已。 我喜欢把我搬上卡通片，星期六早晨看到我们在屏幕上时真是开心。对我们来说，这是将幻想变为现实。 1972年我为影片《本》唱主题歌时是我第一次参与电影摄制。 《本》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意味深长。没有比我进入了工作室为这部影片歌唱时更能使我激动的了，这是我度过的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后来，当这部影片放映时，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演完后当我听到人们称赞说："《本》的主题歌是迈克尔•杰克逊唱的。"我听后非常激动。我喜爱这支歌和影片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很象《外星人》那部电影。影片描写一个男孩子和他对一只老鼠的友情。人们不能理解男孩对那只小动物的感情。男孩后来生病死去，他唯一真正的朋友的他所住城市的老鼠首领--本。很多人认为这影片有些古怪，但我不这样认为。这首歌名列第一并且一直是我心爱的歌。我一直喜爱小动物并且喜欢看有关它们的书和电影。 未完待续aucau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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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界总是发表有关我的荒诞消息。这些歪曲事实的报告使我恼火。我一般不大阅读这些材料，但听说了不少。我不明白他们出自什么需要虚构这些关于我的材料。我想他们如果没有什么丑闻来报道，就要制造这些趣闻。我有些自豪地想，我各方面都相当不错。在娱乐圈里，很多童星后来都吸毒毁了自己，如弗兰基•莱蒙、博比•德里斯科尔。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吸毒，因为年龄这么小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种生活太艰难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度过一个正常的童年。我本人从未吸过毒--没抽过大麻，没用过可卡因，我从未尝试过这些毒品。这件事就忘了吧！ 这并不是说我们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诱或。我们是在普遍使用毒品的时代操表演业的音乐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很多么有判断力--对我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道德问题--但是我看到毒品毁了那么多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当然不是天使，我可能有我自己的坏习惯，但是吸毒不是其中之一。 影片《本》放映后，我们要在全世界演出。美国的黑人灵乐象蓝色牛仔裤和汉堡包一样在其它一些国家流行。我们被邀请到世界其它各地演出。1972年我们第一次出国是去英国。虽然我们过去没去过那儿，也没有上过英国电视，但是人们知道我们唱的歌词。他们甚至举着印有我们头像的方巾和用大号字母写的“杰克逊五兄弟”的标语。那里的剧院比我们在美国经常演出的剧院要小些，但每当我们一曲完毕，群众的热情令人感动。他们不象我们在国内唱歌时听众那样发出尖叫声，所以这里的听众能够说出蒂托的吉他弹得多么出色，因为人们可以听清他的演奏。 我们这次出国把兰迪也带来了，因为我们希望他了解情况获取经验。他不是我们演出中的正式成员，他在后面用手指敲小鼓，他穿着他自己的“杰克逊五兄弟”式的套服，当我们向观众介绍他时，台下欢呼。等下一次我们回来时，兰迪将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兰迪之前我曾敲小鼓，所以这几乎成为一个传统，这些疯狂的鼓声总会敲出一个新伙伴。 在这回我们头一次来欧洲之前，我们已在三年内连续创造纪录，所以这次来欧洲足以取悦于我们的青少年听众和为皇家演出时我们见到的伊莉莎白女王。这使我们非常激动。我们曾见过其它乐团如披头士乐团在演出后与女王的合影，但我们过去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我们能为她演出。 英国是我们到海外演出的起点，它同我们过去所去的任何地方都汪一样。我们旅行得愈远，愈体会到异国的情调。我们参见了巴黎伟大的博物馆，看到瑞士美丽的河山。欧洲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为我们去更注重精神的东方国家做了准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国家的人民对于物质的东西并不比对动物和大自然更重视。举例来说，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有助于我成熟起来的地方。是这些国家使我懂得，对生活来说，除了你手中拿得到的和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之外还有更多东西。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听说过我们并且喜欢我们的音乐。 我们下一站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都是讲英语的国家，但我们在边远地区见到的部落人民虽然象兄弟一样接待我们，可是他们不会讲英语。如果需要我证明四海之内皆兄弟，我肯定这次旅行就是明证。后业我们又去非洲。我们曾经读过有关非洲的书，因为我们的家庭教师法因小姐为我们准备有关我们访问的每个国家的历史与风土人情的特别课程。我们没有看到非洲最美丽的部分，但是我们住处附近的大海、海滨和人民真是美极了。我们曾去自然保护区观看怒吼的动物。非洲的音乐很有启发性，韵律非凡。我们下飞机时正值黎明，非洲人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排成长队，击着鼓载舞地欢迎我们。他们是诚心诚意的，好家伙，欢迎我们访非的架势真够气派，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 市场上的手艺人更是令人不可思议。我们在一旁观看他们一边卖东西一边干活儿。我记得一个做木雕的手艺人问顾客要什么，顾客说要人头像，这个手艺人找出一块木头雕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头像。你可以看着他在你眼前干活儿。我坐在那里观看人们来来往往要他雕刻，他一件一件地雕刻出来。 在访问塞内加尔时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多么幸运，认识到正是我们从非洲所继承的一切使我们成了今天这样子。我们参观了在戈尔岛上古老的昔日奴隶营地，这使我们深受感动。非洲人民赐给我们勇敢和忍耐的品质，这是我们无法报答。 我想如果莫顿的人们能按他们希望的那样安排我们的年龄的话，他们会使杰基仍停在各自当时的年龄上，他们希望我再小一两岁，仍然是个童星。这样说可能很荒诞，实际上从他们继续按他们的模型铸造我们，不让我们成为有自己的方向和思想的一群真正的人的做法来看，这样说并不牵强过份。我们正在长成并且变得富于创造力了。我们有很多想试一试的想法，但是他们说服我们不应该随便瞎搞一个成功的模式。至少他们不会在我一变音就象有人说的那样解雇我们。 简单扼要地说，在任何时候，在指挥单间里的人比在录音室里的人要多；看来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对我们的音乐进行监督和提意见。 我们忠实的歌迷们仍旧迷恋我们的几首歌如《我是爱》如《空中作家》。这些都是音乐性很强的流行歌曲，配以复杂的弦乐，但对我们并不合适。当然，我们不能一辈子老是认为《ABC》——这是我们最不情愿的——即使老歌迷们也认为《ABC》应有所发展，我们只靠它是不行的。到七十年代中我们已处于成为过时演员的危险中，其实那时我还不到十八岁。 当杰梅尼同我们老板的女儿海兹尔•戈迪结婚时，人们向我们眨眼睛，说这下我们永远会有人照顾着了。确实如此，1973年《相聚一堂》歌曲问世前，我们得到了和伯里•戈迪在《我要你回业》一曲问世时同样的照顾。这是两年内我们的歌曲中最叫响的一次，虽然你可你说这次象是一次骨移植，而头一次叫响则是一个初生娃娃落地。《相聚一堂》配有优美、有力的低音合唱，有吉他和萤火虫似的嗡嗡弦乐喜欢这歌曲。莫顿的人们看到这点，将哈尔•戴维斯从写作小组叫回来，将精华加进《跳舞机器》中。“杰克逊五兄弟”不再仅仅是“101弦”或其它什么候补乐团了。在录制《跳舞机器》一曲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复杂情况。这歌曲有一段非常优美的圆号演奏，在当中休止时又出现一段由合成音响构成的“泡泡糖摇摆曲”，使得这首歌免于完全落入俗套。有人贬低迪斯科音乐，但对我们来说，这是进入成人世界的入门课。 我喜欢《跳舞机器》这首歌的技巧和情感。1974年这首歌问世时，我决心找出一种舞蹈步子来加强歌曲的效果并使它表演起来更令人激动——我希望观众看起来也为之激动。 我们在“灵乐系列”中唱了《跳舞机器》一曲，我边唱边表演了一种街头舞蹈的舞步叫做“机器人”。这次表演使我认识到电视的威力。《跳舞机器》一下子就打破了记录，几天之内几乎全美国的孩子都会跳“机器人”舞步了，这真是我前所未见的。 莫顿同杰克逊五兄弟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由于我们的表演发展了，我们的观众也随之扩大。我们有两个新成员：已同我们一起巡回演出的兰迪和在歌唱和舞蹈课上表现出天才的珍妮特。我们不能让兰迪和珍妮特继续留在我们的老行列中，就象把方木块塞进圆洞里一样不合适。我不想说是他们是生来就有表演本事，所以自然而然就得到了他们的位置，好象是我们给他们保留好了位置似的，这样说等于侮辱他们的天才。他们是因为工作努力才赢得了他们在我们团体中应得的地位的。他们参加我们的队伍不是因为他们同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用餐，一起游戏的缘故。 如果说血缘关系，那在我身上流着更多的是起重机驾驶员的血液而不是歌唱家的血液，所以说你不能这样看问题。父亲激励我们辛勤工作，瞄准眼睛的确切目标，同时胸怀远大志向。 正如迪斯科歌曲也许看来并不是适合儿童乐队成为演成人戏的乐队的节目一样，拉斯维加斯的试片影剧场也没有那种莫顿起头为我们布置的适于我们演出的家庭气氛，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在那里演出。如果你不赌博，在拉斯维加斯就几乎无事可干。我们认为那里的剧院就象我们在加里和芝加哥除外。旅游者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们熟悉我们那些出名的老歌曲，从不厌烦的观看我们的滑稽短剧和听我们的新歌曲。看到小珍妮特有那么一两次穿着飞行员救生衣出来表演时观众面孔流露出的喜色，我们感到非常快活。 过去我们表演过滑稽短剧，1971年电视特别节目里我们表演过《重返印第安纳》，那是纪念我们第一次回到加里老家。自从我们离开家乡后，我们的唱片开始在全世界风行。我们九个人演滑稽短剧，有时再加上客串演员，比以前五个人演有趣多了。我们扩大的队伍使父亲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回顾往日，我懂得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是我以后永远得不到的经验。我们不必承受那些只要求我们一鸣惊人的音乐会听众给我们施加的巨大压力。我们暂时摆脱了那种要赶上所有歌手的压力。每次表演中我用“新嗓子”插唱一首民歌，那时我十五岁，只能是那样考虑问题。 当我们在拉斯维加斯演出时，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来人找我们谈在即将来监的夏季组织一次多种内容的演出。我们对引很敢兴趣并且很高兴我们不仅仅被人们看作是“莫顿的乐队”。后来，这个变化对我们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我们在拉斯维加斯演出短剧时有了创作的主动权，而当我们回到洛杉矶，那种不能自由地录唱片和写歌曲的境况就更让我们觉得难受。我们一直希望在音乐界能成长发展。那是我们最低的要求了，可是我们感到被压制。有时我感到我们还是住在伯里•戈迪的家里——杰梅尼现在是那家的女婿，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沮丧情绪。 就在我们开始全力以赴时，有迹象说明莫顿的其它机构正在变化。马文•盖伊管起他自己的音乐并录制了他的唱片集杰作《发生了什么事》。斯蒂文•旺德比录音室雇用的那些有经验的人们更懂得电子琴，他们都来向斯蒂文求教。莫顿留给我们最后一次难忘的印象是斯蒂文带领我们唱他那首了不起的、引起争议的歌曲《你汪是什么都没干》。虽然斯蒂文和马文仍留在莫顿公司里，他们经过斗争赢得了录制他们自己唱片的权利，甚至出版了自己的歌曲。莫顿对我们的作法却一点没有改变。对他们来说，虽然他们不再给我们穿衣服和“保护”我们，但在他们眼里我们还是孩子。 我们同莫顿的磨擦开始于1974年。我们毫不含糊地对他们说，我们要自己写作和出版我们的歌曲。我们基本上不喜欢那时我们唱的歌曲。我们有一种强烈的竞争愿望，我们感到我们存在被其它能创造更富有时代感歌曲的乐团淘汰下去的危险。 莫顿的人们说，“不行，你们不能自己写歌曲，你们有作曲人和出版商。”他们不但拒绝我们的要求，还告诉我们主是个戒律，甚至不许我们提自己作曲这件事。我确实感到灰心，开始非常讨厌莫顿为我们写的所有歌曲。后来我感到十分失望和沮丧，于是我想离开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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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 我感到什么事不对头时，我只得说出来。我知道大多数人不认为我倔强和意志坚定。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最后我同我的兄弟们就莫顿达成共同意见，就是我们在那里感到情绪沮丧，但没有一个人说什么话。我的兄弟们不说话，我父亲不说话。所以该我去安排一次同伯里•戈迪的会谈。我告诉伯里•戈迪说我们杰克逊五兄弟准备离开莫顿。我同他面对面坐着，这是我生平碰到的最困难的局面之一。如果我只是五人中唯一感到不愉快的人，我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在家里大家谈得很多，都感到我们不愉快，所以我告诉伯里我们的心情，我告诉他我是不愉快的。 请记住，我是爱伯里•戈迪的。我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他非常聪明，是音乐行业中几个巨头之一。我对他只是尊敬，可那天我象一头狮子。我诉苦说我们没有写曲和出版的自由。伯里说他仍认为我们需要外面的作曲家帮助我们创造记录。 我很明白伯里说话时很生气。那是一次艰巨的会晤，但我们又成了朋友，他仍象父亲一样对待我——为我感到骄傲并为我的成功而高兴。不管怎样，我会永远爱伯里，因为他教给我一生中所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他曾告诉我们杰克逊五兄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后来果然如此。多年来莫顿曾为很多人干了很多事。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是伯里介绍给公众的几个乐队之一，这个人对我的恩情如山。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将是另一个样。我们都认为莫顿发掘了我们，支持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根是在莫顿，我们都希望留在那里。我们对他们为我们做的一切很感激，但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是时代青年，我不得不考虑，现在情况如何发展？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将来会发生什么能影响过去的事？ 对艺术家来说，永远保持他们生活上和工作上的独立自主是重要的。过去艺术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被人利用。我认为一个人要想避免这问题就要站出来维护他或她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不要考虑后果。我们可以继续留在莫顿，如果真的留下的话，我们很可能成为过时的演员了。 我知道改变的时机到了，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的直觉行事，我们决定以另一个标记“埃皮克公司”作为新的开端，这是我们胜利了。 当我们最后阐明我们的决定，冲破莫顿对我们的束缚时，我们感到如释重负，但是杰梅尼留在莫顿的决定的确是对我们一个重大的打击。他是伯里的女婿，他的处境要比我们复杂。他认为对他说留下比离开更重要，杰梅尼永远是按他的意志行事，所以他离开了我们。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没有杰梅尼的第一次演出，因为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自从我头一次上台表演时——甚至在 我们加里的卧室里预演时——杰梅尼一直站在我的左面唱低音。杰梅尼站在我旁边使我感到有所依靠。当头一次没有他站在我旁边表演时，我生平头一次感到我象一丝不挂地站在台上。为此我们兄弟几个更加努力工作来弥补我们失掉的这颗灿烂的明星——杰梅尼。我对那次演出记忆犹新，因为我们三次谢幕。我们演得很努力啊！ 杰梅尼离开我们后，马龙有机会得到他的位置，他的演出确实出色。我的弟弟兰迪正式接替我敲小鼓，他是乐队里年龄最小的。杰梅尼走后，我们的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因为我们参加了一次愚蠢的夏季电视连续剧演出。同意参加这次活动是干了件蠢事。我憎恨这个剧每一分钟的演出。我曾经喜欢过去拍的杰克逊五兄弟卡通片。我经常在星期六早晨早起并且自豪地说：“我是个卡通！”但是我讨厌这次夏季电视演出，因为它损害了我们的录音事业。我认为一个搞录音事业的艺术家去拍电视连续剧是最糟糕的事情。我老是说：“这影响了我们唱片的销售量。”但是别人说不说，“不，这有助于销售。”他们完全错了。我们要穿上可笑的服装，表演那些愚蠢的喜剧舞蹈动作以博得笑声。这全是伪装的。我们没有时间去学习和掌握参加电视演出的技巧。我们的指标是一天有三个跳舞节目。尼尔森电视台的定额连续几个星期控制着我们的生活。我再也不干这事了，这是死路一条。这种感觉部分是心理作用。家家户户能在每个星期的电视上看到你，他们认为他们太了解你了。你表演这个愚蠢的喜剧是为了博得笑声，你的音乐开始退到幕后。等你想再严肃起来重整旧业时已不可能，因为你已露面过频。人们认为你是干那些愚蠢、疯狂表演的家伙。一个星期你当圣诞老人，下星期你是白马王子，另一个星期你装一只兔子。这真是疯了，因为你在事业中丧失了你的个性，你当摇滚乐手的形象消失了。我不是喜剧演员，也汪是节目主持人，我是个音乐家。这是为什么我拒绝主持一年一度的灌制唱片成绩卓著者的格拉米金唱片奖和美国音乐大奖。这因为我是迈克尔•杰克逊，便站在那儿说几句不疼不痒的笑话以求博得众人一笑。而我心中并不认为自己有趣，这难道真使我快活吗？ 那次电视演出后，我们在设在剧场当中的舞台上演出，舞台没有旋转，因为如果旋转的话，我们将对着一些空座位歌唱。通过这次演出的经验，我吸取了一些教训。我拒绝同广播公司续订下一季节的演出合同。我向我父亲和兄弟们说这次演出是个大错误，他们理解我的看法。在开始录音前，我对这次演出确实是顾虑重重，但最后我同意试试看，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挺好的体验，对我们也很有益。 与电视台合作存在的问题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塞满各式各样的货色。你没有时间使任何一样东西搞得完善。紧张的日程安排统治你的生活。如果你对某些东西汪满意，你只能忘掉它，再开始下一个例行安排。我天生是个完美主义者。我喜欢干事要尽善尽美。我希望人们在听我唱歌或看我表演时感到我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了他们。我认为这是我应对观众的报答。在表演时我们的设备破烂，灯花很差，舞蹈动作设讲仓促，但是，演出很成功。另外一个知名的演出团竞争不过我们而离开了尼尔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确实希望留住我们，但我知道那次表演是个错误。事实证明，那次表演的确影响了我们的唱片的销路，并使我们花了一段时间进行休整以弥补那次损失。当你发现有些事情不对头时，你必须在艰难的条件下当机立断并想念你的直觉。 从此以后我很少表演电视节目，莫顿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专场演出是现在想到的唯一的一次。伯里叫我参加那次演出，我一直说不成，但他最后说服了我。我告诉他我要唱《比莉•琼》这首歌，虽然这是表演中唯一一首不是莫顿写的歌曲，但他立即同意。那时《比莉•琼》是当时流行歌曲中的第一名。我和兄弟们为了这场演出确实进行了反复排练。我设计了我们的表演动作，所以我全神贯注在那些节目中，不过我对如何唱《比莉•琼》有个很好的想法。我有一种感觉，当我忙于其它事情时，那动作自己就会出现在脑海中的。我叫人给我租一顶或买一顶黑色的浅顶软呢帽——一种侦探戴的帽子——表演那天我把我心中的这些动作连起来。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当我最后睁开眼睛时，看到人们起立欢呼，观众的反应使我极我兴奋，我感到十分快活。 从莫顿到埃皮克公司之间唯一的间歇是我们参加的那次电视剧演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听说埃皮克公司请肯尼•甘布尔和利昂•赫夫为我们写新歌曲的示范作品。我们得到通知等我们结束电视演出后将去费城录音。 过度期间获益最多的是兰迪，他现在是我们五人中的一员。他终于成为我们当中的人了，但我们这组人汪能再称为“杰克逊五兄弟”了。莫顿说，这个名字是公司已注册过的商标，我们离开公司就不能再沿用这个名称了，所以比那时起我们乐队的名字改称为“杰克逊兄弟。” 当我们同埃皮克公司谈判时，父亲也同费利的人闪进行了会晤。我们一直很尊重甘布尔和赫夫监制的唱片如奥杰伊唱的《暗箭伤人》和哈罗德•梅尔文写的《如果你现在不知道我》以及许多其它风行一时的唱片。他们告诉父亲说他们一直在观察我们并且不会干涉我们唱歌的方法。父亲告诉他们我们希望有新的唱片集中包括一两首我们自己的歌曲，他们答应听我们讲讲理由。 我们同肯尼、利昂和包括利昂•麦克法登与约翰•怀特黑德在内的一组人交谈。他们说明他们于1979年写《不是现在没有阻止我闪》一曲时所能做的工作。德克斯特•万茨也是这个组的成员。肯尼•甘布尔和利昂•赫夫是这方面的专家。当他们为我们作曲时，我确实有机会看他们如何创作，这对我作曲有很大帮助。只要在旁边看着赫夫弹钢琴甘布尔唱歌就能比任何方式使我更好地学会如何分析一首歌曲。肯尼•甘布尔是个旋律大师。看他如何创作使我更注意旋律。我象一只鹰一样观察每一个决定，倾听每一个音符。他们到我们旅馆来为我们演奏整个唱片集。他们用这种办法向我们介绍他们为唱片集选择的歌曲——不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两首歌曲在内。这真是个非常好的办法。 我们这两首歌的名称是《叫忧郁烟消云散》和《生活的风格》。那时我们对这两首歌严守秘密的，因为我们为它们感到太骄傲了。《生活的风格》是托蒂指挥的爵士乐即席党演奏歌曲，象《跳舞机器》那样更适合用于夜总会，但是比莫顿录制的更紧凑精干。《叫忧郁烟消云散》是我最初的作品之一，虽然我现在不再唱这首歌了，但我听它并不难为情。如果我干了这些工作后，最后讨厌我自己的录音，那我就不能干这行工作了。这是一首克服忧郁的轻松歌曲，我采用杰基•威尔逊唱《寂寞的眼泪》的方法，以表面的笑容克服内心的不平静。 当我们看到第一次为埃皮克公司录制的杰克逊兄弟唱片集的封面时，我们很惊讶地发现我们看起来都一样 未完待续

你这是哪个版本的？ 是不是KIKI那个版本？ 如果是MJCHINA或其他地方的MOONWALK翻译版本，就暂时不用了

好人~~~

我们好像有八？

aminta

太好了 谢谢~~~~~~~~~~~~~~~~~~！

hellen

接上 甚至蒂托看起来也瘦了。我还是梳着艾弗罗发式，所以不显得那么突出。还有，等我们演唱我们的新歌曲《你过得快活》和《指给你出路》时，人们知道我仍是站在前排左边第二位。兰迪站在最右边蒂托的老位子，蒂托换到杰梅尼的老位子。如我前述，这曾使我好一阵子感到难受，虽然这不是蒂托的过错。 这两首歌是滑稽歌曲，《你过得快活》很适于跳舞，伴有我委喜爱的吉他和圆号。这也是获得第一名的歌曲。我有些偏爱《指给你出路》，因为这支歌反映了埃皮克公司为我们唱这首歌时所做出的努力。我们为这首歌的录音全力以赴，这是我们唱的最好的一个。我喜爱象鸟翅振动的弦乐从旁伴奏。我很奇怪这支歌为什么没有大叫座。 ?? 虽然我们说不清楚，但《生活在一起》这首歌中有些暗示我们家庭的状况，这是肯纪和利昂同我们一起选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我们便是一个家庭。你在过好日子，但是你知道吗？这太晚了！”这里的弦乐颇象《暗箭伤人》中的弦乐。这首歌反映杰克逊的家庭，但不是杰克逊的风格。 甘布尔与赫夫为另一部唱片集写了不少曲子，但是我们从经验中感到，他们愈是卖力气，愈是使我们失掉我们的个性。我们感到很荣幸成为费利大家庭的成员，但这对我们是不够的。我们决定去干多年来我们想干的事。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回到我们的恩奇诺录音室，再一次象一个家庭一样共同工作。《到各地去》是我们为埃皮克公司录的第二部唱片集，与第一部不同。第二部中更多的歌曲富有寓意，供跳舞的曲子不多。我们知道这些寓意是好的，如促进和平和让音乐盛行等，但这也是更类似老奥杰伊的《爱情毓》，而不是我们的风格。《到各地去》唱片集没有取得大成功可能不是件坏事。因为这使《另一种贵妇人》一曲明显列为俱乐部音乐。这首歌放在唱片第一面的当中。我们那首歌则象一团火一样突出。这真象一个乐队正在忙于烹调，费利的小号如我们希望那样一声连一声地吹着。这种感觉象我们来埃皮克公司之前同老朋友博比•泰勒一起灌示范唱片时一样。肯尼和利昂把最后一道点缀——酥皮——加上去，就这样烤出我们自己的蛋糕。 《到各地去》唱片集在商店出售后，父亲叫我陪他同罗恩•亚历山保会晤。罗恩替我们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字，他确实想念我们。我们想说服他，我们现在准备自己管理自己的音乐。我们感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明白我们自己能干些什么，所以我们说明情况，向广播公司解释为什么我们最初要博比•泰勒为我们工作。博比同我们相处多年，我们认为他是我们一位优秀的唱片制片人。埃皮克公司希望要甘布尔和赫夫，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成就记录。但是，可能他们是不适当的骑师，或者我们是不适当的马，因为在销售唱片上我们使他们失望了，虽然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在干任何事情时都有严格的道德标准。 亚历山保先生的确很习惯同演员相处，虽然我肯定他在他的商业伙伴中谈论起音乐家来会很尖刻，就象我们音乐家私下交换消息时那样尖刻。谈到音乐的商业方面时，我同父亲持有一致看法。搞音乐的人同卖唱片的人不是天然敌人。我象一个古典音乐家一样关心自己的音乐，我希望我的音乐能被最广泛的听众接受。录音的人员关心他们的艺术家，他们希望唱片能有最广泛的市场。当我们在哥伦比亚董事会会议室吃一顿美味的午餐时，我们对亚历山保先生说，埃皮克公司已尽其最大努力，但还不够好。我们认为我们能干得更好些，以保持我们的声誉。 当我们离开这栋知名的“黑色摇滚乐”摩天大楼时，父亲和我彼此没有多交谈。回旅馆的路上大家都保持沉默，各想各的心思，对刚才说的话没什么需要再补充。我们过去的全部生活把我们导至这次单独的、重要的对抗性会晤，尽管会晤是在彬彬有礼和光明正大的气氛中进行。可能罗恩•亚历山保多年后想起这天来会满有理由的莞尔一笑。 我们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部会谈那年，我只有十九岁。我在这个年龄就背上沉重的包袱。我的家庭在做出商业性的和重大的决定时愈来愈依靠我。我对是否能为他们做出正确决定感到忧虑；但同时我也有机会做我生平一直想做的事——上银幕表演。有讽刺意义的是，莫顿的旧日关系寄来了迟到的领取股息通知书。 在我们离开莫顿时，它就买下了百老汇影片《奇才》的放映权。《奇才》是一部我很喜爱的过时的黑白电影。我记得我小时候电视台每年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放映一次这部影片。今天的孩子们不能想象这对我们是件多大的事情；因为他们现在是看录像和闭路电视长大的。 我也看过百老汇的演出，确实是连续演出。我发誓曾看过六、七遍。后来我同演出的明星斯蒂芬妮•米尔斯很友好，她是百老汇的多萝西。我向她说，她的演出不能在影片上保存下来是个悲剧，这是我一贯的看法；我为此哭过鼻子。我很喜欢百老汇的舞台演出，可我不想上台演出。当你表演时，无论是录像还是拍成电影，你能事后判断你演得如何，评价自己并且设法提高。你的演出如果未被录像或是录音，你就不能对自己做出判断。一想到只因为没有录像设备而使我们失去观看这些伟大的演员表演的机会，就使我感到悲哀。 如果有某种吸引力促使我上舞台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要与斯蒂芬妮合作，她的表演是那么动人，我很可能在观众面前掉下泪来。莫顿购买《奇才》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为了戴安娜•罗斯。戴安娜同伯里•戈迪关系密切，对他和莫顿也很忠诚。不过她并没有因为现在我们唱片的牌子换了就把我们忘掉。我们在几度变迁中一直同戴安娜保持联系；她曾在拉斯维加斯同我们会面并向我们提出告诫。戴安娜准备扮演多萝西，因为这是被明确指派的唯一角色，所以她鼓励我和我的家庭。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会做出保证，但她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戴安娜没有这样做，因为伯里•戈迪说他希望我试演《奇才》里的角色。我感到很荣幸他有此意，因为那时我对演电影非常着迷。我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演电影是我的兴趣所在。当你后电影时，你能抓住一些难以捉摸的东西并能使时间停步。影片中的人物、表演艺术和故事情景能被全世界的人们世世代代所分享。拍电影是件令人激动的工作，这需要一班人马的努力，而且令人开心。不久会有一天我将用大部分时间拍制电影。 我试演稻草人的角色，因为我认为这个角色最适合我的风格。我太活跃，不适合演铁匠，演狮子又太瘦小，所以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将很多想法溶入我的台词的舞蹈中。当导演西德妮•卢麦特给我回话时，我感到非常骄傲，也有点害怕，拍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是新鲜事，我不得不在几个月内放弃我对家庭和对音乐的责任。我们拍《奇才》时曾去纽约体验生活。过去我未曾在纽约住过。我很奇怪我能很快适应那里的生活，我也很高兴能遇到过去在西海岸久闻其名未见其人的一些人物。 拍摄《奇才》这部电影使我在很多方面受到教育。作为录音歌唱家，我已经是个老手；但是影坛对我完全是陌生的。我注意观察，学习了不少东西。 在我生命的这段时间，我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探索。现在我是成人了，我感到我想干的事业对我有一定的压力并使我有紧迫感。我对我的选择进行分析并且准备做出将有不少反应的决定。在《奇才》拍摄组中就象在一所大学校一样。拍这部电影时我脸上的粉刺还未消，所以我很喜欢化妆。化妆是件了不起的工作。每次我化妆要用5小时，每周六次。我们星期日不拍电影。后来我们将化装时间减为4小时。其它接受化妆的人们对我长时间坐在那里接受化妆而毫无怨言感到惊讶。他们讨厌化妆，可是我喜欢化妆师给我脸上涂抹。当我被化妆成稻草人时，我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得摆脱我自己的个性而变成另外一个人。孩子们到摄制组来参观，我作为稻草人同他们玩耍和回答他们的问题，真是有趣极了。 我一直想象我在影片中要有一些优雅表现，后来我在化装、服装方面以及同纽约的专业人员相处的经验使我认识到拍电影的奇妙之处的另一方面。我一贯热爱卓别林的电影，但在无声电影的时代，没有人看见他有什么流露在外的优雅表现。我在扮演稻草人的角色中应该表演出卓别林个性中的某些素质。我喜欢扮稻草人用的服装道具中的每一件东西，如细管裤腿，西红柿的鼻子和奇怪的假发。我甚至保存了桔色和魄的毛衣，几年后在拍片时还穿过。 这部影片有神妙的、非常复杂的舞蹈动作，对我来说学习这些舞步没有问题，但对同我一起拍片的演员却成为意想不到的问题。当我是个小男孩时，我看别人跳舞就能马上明白怎么跳。可对另外一些人就要一步一步地教他们，要教他们怎样数拍子，这条腿放在这儿，屁股向右扭；等屁股向左扭时，你的脖子要这样……等等，可我一看就明白。 我们拍《奇才》时，人们教我和我的同事们——铁匠、狮子和戴安娜•罗斯舞蹈动作，他们对我十分恼火。戴安娜把我叫出去说我使她很为难，我听了还莫名其妙，只是瞪着眼看她，使戴安娜•罗斯为难？是我？她说她知道可能没有觉察到，我学舞蹈学得太快了。这使她和其他人很窘，舞蹈教师教他们后，他们不能立刻学会。她说教员先给我们表演示范，然后叫我到外面练，他们在里面花些时间学习。我俩对这个主意开怀大笑，后来我注意学舞步时不要表现突出。 我也看到了拍电影这行业中的一些小小阴暗面。每当我对着摄影机准备在一个严肃的场面表演时，另一位演员就开始对我做鬼脸，破坏我的情绪。我过去一直受着严格的职业训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卑鄙的行为。该演员知道我那天要说重要的台词，可是他却做出怪模怪样来转移我的注意力。我认为这已经是超出鲁莽和不公正的行为了。 好久以后，马龙•白兰度告诉我有些人一直对他这样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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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上 在摄制组遇到问题确实极少，而同戴安娜如此亲密合作真是好极了。她是一个非常美丽和有天才的妇女。同她一起拍电影使我感到受到特殊待遇。我很喜爱她，我一直非常喜爱她。 拍摄《奇才》这段时间很紧张，但我感到很快活。我清楚地记得那年的7月4日，因为我住在我的兄弟杰梅尼在海滨的家中，离着海边约有半站路。一次我正做冲浪运动时，突然感到窒息，吸不进空气，什么与吸不进去。我问自己出了什么事？我尽量克服恐惧，跑回家去找杰梅尼，他把我送进医院。我肺部一条血管破了；以后没有再犯过，但我常感到肺部有一种压迫感和痉挛，这可能是幻觉。以后我了解这种情况同胸膜炎有关系。?? 我的医生劝我干事要放慢些，可是我的日程安排不允许我那样，艰苦工作仍然是职业的代名词。同我喜欢旧片《奇才》一样，我也喜欢新片，新的剧本同百老汇的旧本在规模上而不是在气质上有所不同。新片比旧片提出并答复更多的问题。旧片反映出神话般的奇异王国的气氛。我们拍的新片的布景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反映出孩子们熟知的环境，如校园、地铁以及我和戴安娜来自的社区。我一直喜欢看《奇才》并从中吸取经验。我特别喜欢戴安娜提问题的场面。戴安娜问道，“我害怕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做成的……”因为我自己多次有过这种感觉，甚至在生活中最美好的时期也有过这种感觉。戴安娜歌唱着如何克服困难继续挺步前进。她知道观众明白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止她前进。 我的角色要求说很多台词和学习很多东西，我是由一根竹竿撑着的稻草人。当我唱《你们不能得逞》时，一群乌鸦在嘲笑我。这首歌表现出受屈辱和无依无靠的情绪——很多人在某一段时间会有这种情绪——使人感到有些人并不是公开地阻止你，而是悄悄地对你施加影响，让你有一种不安全感，使你自己退缩不前。这个剧本写得很巧妙，告诉我要抽出身上的麦管，里面塞着写着谚语和警句的小纸条，而不知道如何运用它们。麦管里塞着全部答案，而我不知道这些答案是针对哪些问题的。 这新旧两部《奇才》电影的不同之处是：在旧片中由那个善良女巫和她的朋友提供多萝西所有的答案，而在新片中则是多萝西自己解决问题。多萝西对她三个朋友的忠诚和她在那个血汗工厂中与埃尔维娜斗争的场面使她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她的歌唱、舞蹈和演出使我永远铭记在心。戴安娜扮演的多萝西完美无瑕。等那个恶女巫被战败后，我们一起跳舞表示欢乐。同戴安娜一起跳舞就象我童年时的一个片断，我们在血汗工厂桌面上那节舞蹈真象我早年那样摆着内八字和罗圈腿跳舞。当我告诉我的父亲和兄弟我扮演这个角色时，他们认为这个角色对我太重了，但事实相反。《奇才》这部片子给了我新的灵感与动力，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发挥它们。 当我正问我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时，我和另外一个人沿着汇合到《奇才》摄制组里的平行的道路行走。一次在布鲁克林排练时，我们彼此对念台词，我曾认为念台词是我遇到的最困难的工作，但使我高兴的是人人都那么和气地帮助我，告诉我要比我想象的容易，果然如此。 那天我们在拍乌鸦的场面，别的人都穿着乌鸦的服装，没有露出面孔。看来他们知道自己忽前忽后的角色。我也进入自己的角色，我只是一、两次高声念我的台词。 导演叫我从麦管中抽出个纸条并朗读。这是一条引语，出自苏格拉底。我曾读过他的书，但从未拼念过他的名字，所以我念成“索格拉底”，因为我一直认为应该这样发音，沉默片刻后，我听到有人悄悄念“苏—格—拉—底”。我看了看这人，但认不出。他不是演员中的一个，但看来他是这里的人。我记得他看来非常自信，并且有一张友好的面孔。 我笑了，对我念这个名字时发音有误感到有些发窘并且谢谢他的帮助。他的面孔看来那么熟悉，使我突然感到过去见过他。他伸出手来证实我的疑团说，“我叫昆西•琼斯，搞配乐的。” 未完待续

都是你打字打上来的吗?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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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 WALK》第四章 我的好朋友昆西 昆西•琼斯我们俩人实际上是在我大约十二岁的时候在洛杉矶相识的。昆西后来告诉我，萨米•戴维斯曾经和他谈起过我，萨米说：“你瞧着吧，这小子准会出落成除面包而外最有意思的东西。”昆西那时还半信半疑：“真的？”我那时还小，但还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是萨米把我介绍给昆西的。 我们间的友谊，是在演出《奇才》时开始绽出绚烂的友谊之花的，后来发展成为父子般的关系，十分亲密。在制作完《奇才》之后，我把他叫住了，对他说：“你瞧，我要想灌张唱片，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制片商？”我没有用暗示，而是显得很天真而诚实。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跟我聊了会儿音乐，谈起了某些人，嘴里漫不经心地哼哼着，嗯嗯啊啊了一气，然后才突然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来干？”我确实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咋听起来，似乎我在暗示要他干，其实一点也不是。我仅只是没有想到他会对我的音乐那么感兴趣。所以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哦，真是的，这可太好啦。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哩！” 昆西直到现在还因为这点不时地奚落我。 不管怎么说，我们立即就开始筹划制作这张唱片，他后来取名做《墙那边》。我的兄弟们和我决定组织自己的唱片制作公司，而且开始酝酿，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好。 你现在从报刊上是找不到多少描写孔雀的文章了，那时我可看到一篇满有意思的。我一直觉得孔雀真漂亮。我非常赞赏伯里•戈迪家养的那一只。因此，当我读到那篇文章时（它还附有插图，对这种鸟的特性写得挺清楚），我很激动，心里就想：我终于找到一直在寻思的那种外表形象了。那是一篇内涵很有深度的文章，虽然有的部分不免枯燥一点，总的说党政军是挺有趣的。作者写道：孔雀只有在求爱时才开屏，在那种场合，羽毛上的一切颜色都象在闪闪发光，似乎彩虹的所有绚丽的色彩都集中于它一身了。 我马上就迷上了这个美丽的形象，以及它背后的含义。“孔雀开屏”正好传达了我一直在寻求的、能够恰当地阐释杰克逊家要向世人传送的那信息，我们互相间深刻的情感，以及我们丰富多采的兴趣。我的兄弟们也喜欢这种想法，因此就把我们的唱片公司取名叫“孔雀公司”，从而避开了过份依赖杰克逊的名声。我们第一次的环球演出，就以用音乐把各种族人民联合起来为目的。当我们论及用音乐把各种族人民联合起来，我们所认识的有些人还弄不懂那究竟是什么意思。说穿了，我们是黑人音乐家啊。我们的回答很简单：“音乐是色盲的。”每天晚上我们都见得到这一点，特别是在欧洲，以及其他我们所访问过的地区，所碰见的人都喜欢我们的音乐。对这些人来说，我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我们的老家在什么地方，他们完全不在乎。 我们想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因为我们要在音乐界以新的面目展现自己，我们不仅是歌唱家、舞蹈家，还是作家、作曲家、经理人、制版人，甚至出版商。我们兴趣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需要有个综合公司来照管所有这些计划。CBS同意给我们生产唱片。上两张唱片销路很好，《另一种贵妇人》所显示出来的潜力，使得他们同意：让我们露一手、亮亮相是有价值的。他们向我们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指派博比•科伦比来监制，并不时看看我们还需要些什么帮助。我们自己清楚：我们五兄弟需要有别的音乐家来作指导，以到得最好的音响效果，我们在两个方面是有弱点的：一是合成器的操作，二是各种乐器的位置的安排。我们真心实意地把一切新技术设备都搞来了，可是却没有真正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伤口雷•菲林作为演播室的专业人员是太嫩了点，但按我们的思路来评判反而有好处：我们所需要的，是要比那些有经验的老手对探索新路子更开明些的人。 格雷格刚到思奇诺制作准备工作时，开始阶段就把大家弄得吃惊了，共同的计划好象就要垮台了。我们把关于歌的构想告诉了他，希望他采用菲力国际公司惯常赞赏的那种声道来制作。但当他把混声合成搞出来时，听起来好象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在和别人的声音打架，在撞击别人的音墙，在和所有的弦乐器和铙钹打架。我们必须使声音搞得更清晰一些，更带一些爵士乐的味道，大提琴的弹奏要更硬一些，小号要更尖一些。格雷格以优美的韵律把我们告诉他的构想又作了一些补充，谱成了乐谱。我们感到他真是猜透了我们的心思。 有一个博比•科伦比那里招募的人和我们一起干，他叫保林河•德•科斯塔。开头我们对他有些不放心，因为有人告诉兰迪，这个人不能独立演奏打击乐器组，事实却不然。保林河带来了巴西民间舞的传统，把原始的、一般是家庭制作的乐器大大地改进了。当他的打击乐加入进兰迪的流行演奏法时，我们就好象什么都不缺了。 从艺术上来说，我们就好象被挤在一个夹墙之中：我们必须同时和莫顿，也和菲力国际公司、世界上最时髦、最有名声的通俗音乐家们一起工作。假使我们低估了从他们那里所能吸收的东西，我们就是些蠢货。可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模仿。幸运的是，我们有了个起跑点。博比•科伦比给我们拿来了一支歌，叫《责怪它吧》那是一支快速的、爆发式的、用钢琴低音连奏的曲子，正好适合于我们想培植的我们小乐队的特色。我能用一口气、两片嘴唇一点也不合拢地把这支歌的迭句“责怪它吧”连唱几遍，使人听着很逗。为了凑趣，我们又在唱片的封套上玩了点小花样；这首歌原是由英国的三个人合写的，其中一个人的名字竟也叫迈克尔•杰克逊，这真是使人吃惊的巧合。正如后来的发展所显示的那样，由我来写迪斯科歌曲似乎是顺乎自然的事，因为我在所有由我演唱的主要歌曲中间常喜欢穿插几段舞蹈。 等会儿再接，歇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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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怎么样，很难说得准。想到这点，又常常使人觉得兴奋激动。我们正经历着创作上的和个人的多方面的变化，包括音乐方面的，家庭方面的，以及我们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必须严肃地考虑：我将怎样度过我这一生，特别是与同龄人如何相处。我肩上有着众多的责任，情况好象突然变成了这橛：每个人都需要我。但同时我得照管我自己，我得设计自己的前途，估量自己的命运，勾划出人们需要于我的是什么，我可以把自己的身心托付给谁。这真是我的一个难题。我还得学着对周围的人加以小心。上帝是我所最崇敬的，其次就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记得克拉尔伦斯•卡特写过一支歌叫《小块地》，说的是大儿子在父亲死后就得负责起照管整个农庄的责任；他妈跟他说，就只能指靠他了。好啦，我们家不是佃农，我也不是长子，但我还是要担起生活的担子，这多难啊。出于某些原因，家里的人或者我所爱的人，只要向我张口我就绝难回个“不”字。向我提出的要求，或要我照管的事，我总表示同意，即使我心里的嘀咕我是否有能力把它处理好。 我觉得人家很看得起我，对这一点我很感动。看得起我，有时也可能是坏事。你不能把感情关在瓶子里关好久啊。有许多人知道我对电影发后兴趣后，都担心我要在音乐方面干傻事了。有的人暗示，我在听觉艺术方面的决定只会使新成立的乐队倒霉。局外人看来，似乎我们又是重打鼓另工张了。可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了我们干得很漂亮。《这就是你讲礼貌所得到的回报》所透露的就是我内心的想法：我知道我不是生活在一个象迓这塔里，我和其他十向岁的青年一样内心里有许多疑虑和不安全感。我非常担忧：在我为攀登艺术高峰而奋斗的中途，这个世界及其担供的机会，不知何时应付支偷偷从我身边溜走。 有那么一支曲子，叫《梦想家》，灌在我们以此为题的埃皮克公司出版的第一张唱片上。我在练唱时就想：作者在创作时心里定是装着我，为我而谱写的。我一直是个梦想家。我经常为自己定下一些目标，然后就两眼死盯着它们，想象着哪些有可能做到，并盼望着能超过。 1979年，我长到二十一岁，就开始完全主宰自己的事业了。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与我订立了由他来当我的经纪人的合同，既然这是一个硬性的决定，合同就没有修改。要想甩开你的父亲可不那么容易。 可是我却真的不喜欢有些事情的处理方式。把事业和家庭关系掺和在一起，那局势可真有点微妙。它可能搞得非常棒，也可能搞得很糟糕，一切取决于相互间的关系。即使在时运最好的时候，那也是很难处理的。 这种新的合同关系使我和父亲的关系变化了吗？我不知道父亲的心里是怎样想的，在我却确实没有变。我知道必须走这一步。恰好在那时候我开始感觉：是我在为他干活，而不是他在为我干活。就创造力来说，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气质。他出的点子我会完全不同意，我觉得不合我的心意。我要完全主宰自己的生活。而我确实那样做了，我必须那样做。每一个人或迟或早总要那样做的。何况我干这种行当已经有那么久了。就二十一岁的人来说，我属于相当有经验的了——十五年的老手了啊。 在巡回演出的路上，我们都急切地想搞《命运》这盘带子。但我被过多的表演、过多的演唱弄得不耐烦了。当我们要取消某些场演出时，没有人表示反对我；但我总感觉我这样做就好比大家干得正欢实、弟兄们干得正漂亮、大家都正紧紧地咬住目标时，我却在拽他们的后腿。为了使我的嗓子松驰一下，我们改成了轮番上场在有些需唱拖腔的唱段中，就由马龙替我上场。《摇滚到地面》（一首我们预订要灌制唱片的歌）马了我们在舞台上的救命符。因为我们在演播室里早已练习得滚瓜烂熟了，在台上就不费吹灰之力了。令人失望的是直到最后我们才醒悟过来，我们渴望把自己的音乐作为展览的样板，而不单只追求新奇，可是我们却没有能使之成为我们的最佳演出。不管怎么说，我们会交好运的，时间一会太久了。 现在来追忆往事，我发现我比兄弟们所期望于我的还更多点耐心。 我们正重新录制《命运》时，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是“丢”掉了点什么。我没有跟兄弟们谈起过，因为我不敢肯定他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兴致。埃皮克公司曾经在和我签订的合同中规定：他们也许是要在两面都下赌注：假如杰克逊兄弟再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了，他们要试图把我的余生变成他们能随意拈来拈去的东西。这也许是我有点多疑。但是我凭经验知道得很清楚，买卖人常常是这样，他们想要知道经营的情况怎么样，可能有什么风险，怎么干才能收回投资。他们这种思考总是的方式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我自己也奇怪，当时我怎么竟会那样想，可是在那时候我真就是那么想的。 《命运》作为一张唱片，是我们最大的成功。我们很清楚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标：人们买我们的唱片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优秀的，你定会用最大的努力唱好每支歌、灌制好每张唱片。我想要我的第一张独唱唱片灌制得尽可能地好一些。 至于《墙那边》，我才不想把它制作得象《命运》的翻版哩。这就是为什么我找了另外的制片人的缘故。他不会对如何制作这张唱片抱有事先的成见。我还需要找个有副好耳朵的人来帮我挑选素材。因为我腾不出足够的时间创作那么多的歌曲来灌满唱片的两面。我非常明白，公众希望在一张唱片上要有比两支独唱曲子更多点的内容，特别是迪斯科密纹唱片。我想使歌迷们满意。 有一切理由证明，昆西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制片人。昆西的朋友们都把他叫“Q”，因为他喜欢吃烤肉。当我们录制完《墙那边》时，他邀请我去欣赏他的交响乐团在好莱坞盆形音乐厅的一次音乐会。当时我很害羞，只敢站在舞台的边厢观看演出，因为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他对我说，他对我抱着很大的希望。从那以后，我们就各自按对方的要求来努力了。后来有一天我去拜访他，想问问他应当找谁来当制片人。他把在这个行当里的人议论了一个番，谁谁谁可以合作，谁谁谁很难合作。他非常精通录音这个行业，知道哪些人已签订了合同，哪能些人太散漫，哪些人办事牢靠。他对洛杉矶比布雷德利市长还熟悉，这就是为何交响乐园的经理，一位电影制片人，别人会以为他对流行音乐是个外行，其实他是这方面一位非凡的向导。我多么高兴多么幸运，我的搭档是位好朋友，恰好又是位难得的制片人，他有数不清的和他相识的能人可以相帮，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还是个懂行的听众。 《墙那边》那首歌原来取名叫《女友》，是保罗和林达•麦卡特尼夫妇在我们相识以前专门为我而创作的歌曲。保罗常和人谈起我第一次去他家拜访他的故事，那时我向他建议：我们应当一块儿写一些热门歌曲。但实际上他所说的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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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保罗是在“玛丽皇后”号的一次集会上。当时这条船停泊在长岛。他女儿海热尔从别人的那里打听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就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参加这次盛大的酒会。她喜爱我的音乐，我们一起聊了很久。过了些时候，当保罗的“飞翅”演出团完成了在全美洲的巡回演出后，保罗全家来到了洛杉矶。他们邀请我去参加在哈罗尔德•劳德的别墅里举行的宴会。当我正和一帮人握手时，保罗走过来对我说：“瞧，我为你写了首歌。”我一时蒙了，连忙谢了谢他。他就在这个宴会上演唱了《女友》这首歌。我们于是交换了号码，彼此应允很快再碰面。不巧后来各种各样的罗嗦事把我们两人都耽搁了，此后有两年之久我们没有再相会。他把《女友》收入了自己的唱片集《伦敦城》。 我们正录制《墙那边》时，发生了一件挺逗的怪事。昆西有一天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说：“迈克，我找到了一首最适合你演唱的歌！”他为我唱了《女友》。当然，他并不知道保罗原来就是专门为我写的。我告诉他这一点时他先是吃了一惊，随着就非常高兴。我们很快就录制了这首歌，把它收入我们的唱片集。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巧合。 昆西和我就《墙那边》的制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细心地设计了我们想要它显现的音响效果。他问我：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我回答说：我希望把它搞得与过去的“杰克逊兄弟”不同。这话好难出口啊！试想想：过去我们费了多大劲，多么艰难，才使“杰克逊兄弟”出了名！但是，昆西理解我。我们一起制作了另一张唱片。那反映出来了我们的意图。那就是《与你一起摇滚》。后来这歌子成了大热门。它正是我立意要创新的那种东西。非常适合于我演唱。那是罗德•坦泊尔通写的。昆西是通过“音乐之夜”和“热浪”小组的合作而和罗德相识的。罗德的原意是把这首歌处理成一连串不歇一口气的下行旋律。昆西把打击乐改得柔和了些，把它放在合成器里处理过，于是，听起来就出现了象在海滩上的一个大海螺里演唱似的那种效果。昆西和我都十分喜欢罗德干的活。于是我们要求他专门为我把他的三支歌改编成流行音乐的风格，包括标题的删改。在许多方面，罗德和我有着相同的气质。象我一样，他也感到在家里歌唱夜生活、描写夜生活比出门去实际上参加夜生活要自在得多。常常听到人们这样谈论：艺术家创作了某种东西是基于个人的真实体验，反映了他（或她）个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常常使我觉得很奇怪；再没有比这种观念离事实更远的了。我自己清楚，有些时候我确实是根据个人的体验来创作的，但我也常常凭借从听闻和议论得来的灵感而进行构思。艺术家的想象力是种伟大的工具。它可以创造出人们所渴望具有的某种情调或感觉，它可以把你带向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境地。 在演播室里，昆西容许音乐家和编辑有充分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只有一件事情例外，就是在交响乐的处理方面。那是他的强项。我把格雷•菲林也带来了，倔是《命运》制作组的一个成员，在恩奇诺时我们一块儿干过。演播室的人们正为了赶进度而一起忙活着。保林河也来了，参加了打击乐组。兰迪在“跳够为止”中的表演，给人以浮雕式样的突出印象。 昆西真是了不起，他不是只选那些唯唯诺诺的人去完成他的吩咐。我这一生都处在专业人员中间。我能分辨哪个人跟得上，哪个人富有创造性，哪个人能建设性地同时使用两把剑而不失去对自己份内目标的照管。我们还有路易•“霹雳手”约翰逊，他和昆西在制作“约翰逊兄弟”那些唱片时是一块干的搭档。我们还有一支全能明星的队伍，包括瓦•瓦•华特生、马洛•韩德生、戴维•威廉姆，以及从“十字军”队来的吉他手拉尔雷•卡尔坦。乔治•丢史、菲力•沃普求奇和里察德•海斯是从爵士乐乐队选来的，便他们从不表露出来我们的音乐和他们原来所习惯搞的有什么不一样。 昆西和我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我们共同承担责任，经常互相商量。 尽管有约翰逊兄弟，昆西在参加制作《墙那边》之前并没能搞出许多舞蹈音乐。因此，格雷格和我在制作《跳够为止》、《日夜大干》、《请上场来》三个节目中，就有昆西的演播室中搞出了一种声音更厚的设计。《请上场来》虽然不是一个单人节目，却特别使我满意，因为路易•约翰逊给我写了一个可以把歌词唱得非常流畅的旋律，而且，随着一个一个迭句，力度愈来愈强。昆西的机械师布鲁斯•瑞迪恩在最后合成时又加进了些绝招。直到现在，我听起它来仍然感觉是种享受。 《日夜大干》可说是保林河的一个陈列橱窗，充满了各种各样诙谐味特浓的乐句，旋律急促而轻快，我的声乐演唱只能一个劲地猛追那节奏。格雷格装设了一架电子钢琴，它有着完美的音色，胜过任何乐器的共鸣，真可说是余音绕梁。这首歌的抒情的主题很有类似《命运》唱片集中的《我为你所作的事》那首歌。但由于这里是我早先说过的那种东西的改进品，我想要它保持简单的格调，让乐曲把歌声衬托出来。 《跳够为止》的开始部分是一段用低音乐器伴奏的道白，接着突然出现打击乐以及回旋的弦乐，这时为了引起听众情绪上的突然紧张。这个节目很不寻常，还因为我在声乐方面的处理。在切换时我用了一段对口唱，听起来就出现了仿佛有一大群人在唱的效果。我自己创作了高音部。如果光用我的独唱是不能充分把我头脑中所听到的音乐表现出来的，所以我的处理就不光是唱。昆西帮着对结尾部分作了处理，那真叫够味儿。吉他的弹奏就好象非洲的卡林巴琴——一种弹拨的非洲钢琴。这支歌对我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这是第一支全部由我自己完成的歌。这是我头一次获得的好机会，而这支歌一举拿下了第一名。它就是使我首次荣获“格拉米唱片音乐奖”的那支歌。昆西因为对我很有信心，鼓励我独自一人走进演播室。对这一点我很欣赏，很感激。后来他又给我配上了弦乐，那就如同是往蛋糕上再加添糖霜，真是“锦上添花”。 《墙那边》是由一组牧歌组成的迈克尔•杰克逊兄弟唱片集。我是很愿意和兄弟们在一起搞牧歌的，可是他们对牧歌却从来没有太大的热情，干起来就好象是专门为了照顾我。《墙那边》与《女友》相比有着流畅而引人入胜的旋律。其中有首歌叫《我简直禁不住》，那会叫你听了就难以忘怀，你会觉得挺逗乐的；就是有点儿忽高忽低，绕口令似在古怪，而不象《与你一起摇滚》那般轻柔。 《墙那边》和《与你一起摇滚》是最叫座的两首歌。你当然清楚，市面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快板的舞蹈乐曲，对我们当然有威胁。可是，我宁愿搞点轻柔的曲调，听来象在哄孩子似的，或者象在诉说一位怕羞的姑娘的故事。要让姑娘自己流眼泪，而不要去强逼人家流泪。在《墙那边》中，我唱时使用的是高音区，而在《与你一起摇滚》中，我用的是更自然些的声调。我感觉，如果你要举办舞会的话，这两首歌一定会把人们引进门来的。再加上一些更粗犷的摇摆舞曲子，最后将使人在归家时心情特别地好。当然还有《她已从我生活中消失》那支歌，也很动听的，但对一个集会来说也许太涉及个人了些。 那首歌就是为我而写的。我很难避免不被和我约会的女友欺骗，虽然我也还算是了解她们的。我和姑娘们的约会以及和她们的关系，结局都没有遂了我的心愿，总有些什么东西在碍事。我的遭遇，和千万人的不幸一样，不是你和你的情人所享受到的那样幸福。有许多姑娘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变得在姑娘面前踌躇不前，为什么我这样生活孤独。她们想看透我的心思。她们想把我从孤寂中拯救出去。可是我们行事的方式却给了我一种印象：她们想和我一起分享孤寂。她一点也不要别人象我一样地孤寂！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孤寂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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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从我生活中消失》诉说的是：把我别人隔开的那些障碍是多么低矮，好似一跃就能越过，但人们却仍然在原地伫立。我祝愿这一切会从我眼前消失。汤姆•巴勒谱写了一段优美的插曲。那似乎是从百老汇的一首老曲子中演绎出来的。实际上，这类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这首歌就道出了真实，困难远未克服。我们无法把这种说明加在录音磁带的开头或者结尾，那只能起一种镇静剂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安排接下去的一首歌是斯堤夫写的，那么轻柔，那么诱人，好象它是在打开一扇门（那原来是紧闭而上了锁的）。我仍然继续往前走去——“哎呀！”恰在这时，罗德的《把这迪斯科烧掉》上场了，这样来结束这张唱片，人们似从梦幻中醒来。 我个真是太牵扯进《她已从我生活中消失》这首歌中了。这一镒，故事是真的。有次我录完音后竟哭了。因为有引起歌词突然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的心里曾经积聚起来了那么多的感情。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呀！在某些方面我可以说是太有经验。可是，我却只有那么可怜的一点点欢乐时刻。有时我想象，自己的生活竟象是在哈哈镜里的一个怪影，一部分肥胖，另一部分瘦弱，瘦得好象即刻就会消失。我很烦恼，很怕在演唱这首歌时流露出来。但是，只要能够拨动人们的心弦，那也行吧。知道了一点，我也会不觉得那么孤独了。 那次我在录制过程中变得过分感情冲动时，与我在一块儿的就只有Q和布鲁斯•瑞迪恩。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把脸埋在两只手里，耳朵里只听得见录音机的嗡嗡声，就象是我自己的泣声在屋里回响。我后来向他俩表示了歉意，他俩却说没有必要。 制作《墙那边》的时期，是我生命里最艰难的一个时期，尽管最后它获取了大奖，享有盛名。那时节，我只有很少几个好朋友，感觉很孤单。我是那样孤寂，以致我穿过我家的邻近地区时总希望能碰上个一起聊天的人，兴许还能交上个朋友。我希望碰上个不知道我身份的人，希望投入他的怀抱，希望那个愿意和我交朋友的人单纯就只因为他喜欢我，同时也需要个朋友，而不是因为我有名声。我渴望和邻近的任何人会面，甚至邻居家的孩子，总之，任何人。 事业上的成功肯定会带来孤寂感，这是真的。人们都以为你非常幸运，世上的一切你都不缺。他们以为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想去什么地方就可以去，想作任何事情就可以作。这都想得不对头。你没有想到，他竟会为人的基本的需要而饥渴。 现在我已经学会了顺应环境了。因此也不象过去那样心情沮丧了。我在学校读书时确实没有什么女朋友。有些姑娘我瞅着倒是怪逗人爱的，可是我发现很难亲近。我可太苦恼了，弄不清什么原因。我都快疯了。倒是有个女孩子对我挺好的，我也喜欢她，可是我难于启齿把这点告诉她。 第一个和我真正有约会的姑娘是塔坦•奥尼尔。我们是在日落谷的一个叫做“触礁”的俱乐部里相识的。我们彼此留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后来就经常通话了。我从路上，从演播室，从家里给她打电话，可以连着几个小时地聊。我们第一次的约会是去参加在胡佛•海佛奈尔的“花花公子大厦”举行的一次聚会，那次玩得挺痛快。在“触礁”俱乐部的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拉住了我的手。我们相遇时我是坐在桌子旁边，突然我感觉到一只柔嫩的小手伸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这就是塔坦。这件事就别的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对我可就有着丰富的含义。她摸我啦！当时我就是这么感觉的。过去在旅途中，姑娘们也常常挨近我，抓住我的手，并且欢畅地玩闹（自然是避开墙外的警卫）。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不同，这次是一对一啊，这才是最美妙的。 我们之间后来发展为真正亲密的关系，彼此堕入了情网。有很长一个时期我们都很亲密，但最终还是降为只是好朋友了。我们现在相遇还和往昔一样聊天。我猜你一定会说：塔坦是我的第一个情人——不错，在戴安娜之后的第一个。 戴安娜•罗斯和别人结婚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打心底里为她高兴，因为我清楚，那会使她快乐的。可是，我自己却很难受，因为我得到处假装做对她将要嫁给那个我从不认识的男人的消息而激动不已。我祝她幸福，可是我得承认，我感觉被伤害了，还有点心妒忌，因为过过去我一直爱她，将来也永远爱她。 我的另一个情人是布洛克•希尔丝。我们曾经很罗曼蒂克、很当回事儿地相处了好一阵子。在我的生活里还曾经有过别的好多个挺出色的女子。她们的名字对本书的读者不会有什么意义。在这里谈论她们是汪公平的，因为她们并不是名人，不习惯把名字公诸于众。我珍视自己的个人秘密，因此也尊重她们的。 我和丽莎•迈尼里的友谊是永远值得我珍视和爱护的。她就象我在表演事业中的姐妹。我们相聚在一起时谈论专业上的事，也一起吃、喝、睡觉、唱歌、跳舞。我们一起有过最美好的时光。我爱她。 刚制作完《墙那边》，我就又投入了和兄弟们一起制作《胜利》唱片集的工作。为了作一次巡回演出，我们想把上两张唱片中最好的节目编辑在一起。《你能感觉它吗？》是这张新唱片的头一首。它具有和杰克逊兄弟过去演出的摇滚乐风格相近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一支舞曲。它是我们在制作巡回演出的磁带的过程中酝酿成熟的，是和我们的另一首歌很相似的一首。杰基和我想出来，要把乐队的演奏和唱诗班的童声合唱式的酝酿成熟的，是和我们的另一首歌很相似的一首。杰基和我想出来，要把乐队的演奏和唱诗班的童声合唱式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这有点是对《赌博和发怒》的呼应，它是在庆贺；爱情将把世界上的罪恶清洗干净。兰迪唱得那么动听，尽管他不是太喜欢这首歌的音域。他的换扎技巧和清楚的吐字使得我在我们的演唱中不时地踮起脚尖。我们的乐器中有一个明光铮亮的发出雾号音响的调音键盘，我曾经拿它工作了几个小时，一遍又一遍，直到我感觉满意的音色。这个节目共有六分钟，我认为一点也不长。 《可爱的人儿》是《摇滚到地面》的续篇，掺和进了象《墙那边》中那段轻柔的唱法。我试着用一种新的、更加飘浮的音调来唱杰基的《你的路》，并且利用合成器加进了一种象似从远方发出来的声音的音响效果。保林河则搬来了他的大炮：三角铁、木鱼、锣、铃等。这首歌是歌唱一位奇特的姑娘的。她就是她那样的人。我除了尽可能对此表示欣赏外，没有别的办法。 《每个人》是比《墙那边》更有味道的舞曲。迈克•麦克肯尼的舞蹈很象是一架飞机，摇摆着翅膀在蓝天翱翔。后排的伴唱刚隐喻着《请上场来》那首歌的旋律，意在邀请听众一起舞蹈。昆西的声音却很深沉，给人以处在风暴中的错觉。我们的歌声则多半象乘坐在玻璃钢的电梯中往上升向大楼顶层，边升边往下看时的感觉，悠悠然地往上升啊升。 《时间不等人》是杰基和兰迪的创作。他们在谱写时用意是想专门适应我的嗓子和风格。他们很清楚，他们必须赛过《墙那边》的作曲者。结果他们确实干得不坏。《丢开它吧》给每个人都有唱的机会，特别是马龙。在有些段落中，我们从乐队的声音游离开，落入了菲力设计的噱头中，我们的声音沉浸在整个的混声之中。《现在就走》和《那是谁》两首歌和《命运》在处理手法上较接近，但不少部分却因为菜多而汤少使效果受到了破坏。 《伤心旅馆》是个特殊的例子。我发誓，整个词是我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我在写它时没有想到过别的歌。唱片公司在封套上把它标作《这家旅馆》，是为了避讳，怕人联想起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他在音乐界当然地位很显赫。可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他对我确实没有影响。我想，他活着的时代与我相比还是太早了点。很可能，这是一种巧合吧。我们的歌发行时有人这样想：如果我照现在的隐居方式生活下去可能我也会象他那样死去这种比拟是不合适的。对这种吓唬人的说法我倒不在乎。可是，埃尔维斯毁灭自身的那种方式倒使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走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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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托雅被请来演唱那首歌开始部分的长声尖叫。我得承认，这样开始她的艺术生涯并不是个有吉兆的作法，但作为演播室里的新手，刚把脚打湿，也就只好这样吧。可是自那以后，她灌制了不少好唱片，很有成就。长声尖叫通常是用在一个恶梦惊醒时，我们的意图却是使梦境展开，使观众禁不住要想：究竟是梦，还是现实？这样效果我想我们是取得了。那三位伴唱的姑娘是我请来演唱我所设计的、听了要产生使人毛发直竖的效果的。她们从最后的合成中听到自己的演唱时都很得意。 《伤心旅馆》是由我写的词并作的曲，它是我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具有雄心的一首。我认为我按几种要求完成了它。你可以用它来位于舞，你可以跟着它一起唱和，你可以从它得到刺激，感觉得神经紧张，你也可以就是欣赏式地谛听。在乐曲的结尾，我安排用低音钢琴和大提琴来协奏，通过激昂的曲调来使听众逐渐安下心来。如果你没有法子把听众平安地带回原地，如果你不能再现原先把人带走时的那种声音，那你干脆就别想玩弄什么吓唬人的花样。《伤心旅馆》中包含着复仇的意思，我喜欢复仇这种想法。可是我不能理解那种东西。使某人为他曾施加于你的行为而“付出代价”，这种要领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乐曲本身的结构，显露出我的恐惧感，帮我暂时压制住了它。在我这个行业中有那么多的鲨鱼正等在水中，准备喝人的血！ 如果这支歌，以及后来的《比莉•琼》，把女人放在了一种不怎么令人喜欢的光照下，这丝毫也不能被理解为我个人对女人怀有什么成见。完全不需要说明，我是喜爱异性之间的交往的。那是生活的自然的一部分。我爱女人。我只是想，如果性被用作为恐吓、敲诈，或者控制人的手段，那就是对上帝的赏赐的一种误用。 《胜利》是最终的力量的爆发，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东西来组成一次完美的表演。一起头连一点起码的素材都没有。我们是与我们的巡回小乐队一起排练的，包括了低音乐器演奏家迈克•麦克肯尼。戴维•威廉姆本来很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旅行演出的，但是他办不到，因为他现在是乐队的永久固定成员了。 即将举行的这次巡回演出会成为一桩大事的。神奇的魔术师杜•亨宁为我们设计了特殊的舞台效果：《跳够为止》这个节目的演出刚结束，我要在一阵烟雾中从舞台上完全消失。杜要同肖可搞舞台控制的人一起合作来实现这个效果。散步时，我和杜边走边神聊，使我高兴的是，杜竟向我透露了他的魔术机密。这似乎太不公平了，因为我除了付给他钱以外，别无东西可以作为回报供他利用。对这一点我确实不无遗憾。当然，我要使我们的演出获得尽可能大的成功，而我知道亨宁的贡献会是很精彩的。同我们竞争的演出团体有好几个，象“地球”、“风”、“火”和“导航船”等等，都在争夺这个国家的头号乐队的宝座。我们知道，有不少人觉得：杰克逊兄弟已经环绕这个宝座有十年之久了，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我因为在掌握韵律上的成就、在技术上的改进，以及《墙那边》这个节目的成功而具有荣誉感，都因为1979年“格拉米唱片音乐奖”的提名给我带来的打击，而被抵销了《墙那边》虽然是当年销售最好的唱片，却只得到了一项提名：摇摆布鲁斯乐最佳声乐表演奖。我现在还记得：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境：我感觉我是被前辈们轻视了，这伤透了我的心。人们后来告诉我，企业界也没有料到会是这种结果。 我感到失望，于是就开始苦苦思考下一张唱片，弄到几乎要发疯的地步。我暗地里对自己说：“等着瞧吧，下一次！”我要使他们没法再轻视我的下一张唱片。我从电视上注视着领奖仪式。从我这个领域来说，得奖还是怪有意思的。但是，因为有遭到前辈们的轻视的这种想法，我还是感觉烦恼。我一直不停地念叨：“下一次吧，下一次吧！”从许多方面看，艺术家就是他的作品。这两者是很难分开的。我自己认为，我对待自己的工作，即使在创作进程中，也还是比较客观的、坦诚的，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我自己是能够感觉出来的。但是当我面对着一张制作完毕的唱片——或者歌——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是把自己的每一盎司能量和上帝赋予我的才能，都毫无保留地灌注给了它的。《墙那边》得取了歌迷们那样热烈的赞赏，因此，“格拉米“的提名才会使我想不通因此使我伤心。这次体验在我的心里燃起了一把火。我脑子里当时唯一能装得进的东西，就是下一张唱片，以及我该怎么把它弄好。我决心使它成为真正了不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