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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allas 于 2011-8-15 13:30 编辑
文 何光沪
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忘,却决定着文明的县衰、民教的浮沉。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既对自己有利又不会被发现,就“大胆地往前走”了。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中国人自古信天。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为村民修水渠……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原载《名人传记》)
推荐者说
从细微处反思文明进程中道德及其社会规则,得出的结论是, 只有内心深处的信仰才能是道德力量永不枯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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