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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allas 于 2011-8-16 10:29 编辑
李凌
中国音乐1981/03
一九四O年春，我到重庆山东歌剧团看望黎国荃,他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留法的音乐朋友，叫郑志声,在歌剧团担任指挥。他是广东人，年纪和我们差不多。他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时间比较长，也比较认真。他曾说过，在巴黎时和马思聪、冼星海等人很熟” 。又说 郑为人很诚恳，事业心很强，问我肯不肯去见见他，我同意了。
其实，郑就住在黎的隔壁，是一个三十左右瘦俏的小个子，身体不算好，精神却异常饱满。说是个留学生，行装却非常简单，除了一些法文书籍及乐谱几乎是一个流浪汉，西装也有点旧了。他和许多广东青年一样，很热情，因为我也是广东人，异地相逢,很快就谈得很合契。
他知道我刚从星海那里出来，很想了解那里的情况。当他知道刀俐里天地比较自由，有什么能力都可以得到发挥，只是生活和工作条件很苦。他感慨地说“ 我回来得不是时候，抗战期间，生活颠沛流离，什么事都做不成。到了重庆，一切都不是自己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尽管这里也有许多音乐机构，却被一些有关系— 包括政治派别关系和裙带关系的人占据了。广播电台管弦乐团、励志社乐队、中华交响乐团、音干班、都是一些有权势关系的人所把持气他虽然刻苦地学得一手技艺，然而没有后合、没有官亲、只能在山东歌剧团这个有名无实！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的小乐队混馄罢了。”
是的，那个所谓“山东歌剧团”的乐队、只有可怜的二十几个正式队员。黎国荃是首席，而丁孚祥、魏乐文、高自珍等人还兼搞京剧音乐。临时演出，就请一些兼职的特约队员来凑数。其实当时的中华交响乐团、包括管弦乐团、励志社管弦乐队（专职的只有十多个）、都不足四五十人，演出时都是双管的,有不少人都是兼职。衣服轮着，按照各个演出单位特制的换着穿，所谓“三大乐团”，总共都不满一百二十人。郑志声没有后台，打不进“ 三大乐团” 。为了吃饭就只好在山东歌剧团，惨淡经营了。他也知道，待在那里搞不出什么名堂，都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时，剧团的主持人，虽然和国民党当权派有些关系，但势力不大。多方张罗，也仅能使这个剧团苟延残喘，搞了一些歌剧创作实践。郑志声为他们写了个歌剧《郑成功》、其中有一段《朝拜》是被扣下来了。
从这段选曲来看，郑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作曲家,他敢于“ 洋为中用”，‘推开束缚，以管弦乐的形式、手法，谱写了一段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的管弦乐。据当时参加演出的谢明说 那些唱段，也是非常大胆的,解放后1956 年“ 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曾介绍过这段《朝拜》，引起大家的注意。
看得出来、他的创作意向、手法、编配技法是有相当高度，而那么早，就敢于进行大胆创造性的探索,是很不容易的。
1940年，我和郑志声虽只接触了几次，但我们的谈话是没有什么顾忌的，我们谈到国家的命运，也谈到音乐的前途。他对国事说的不多，对音乐事业却有许多设想希望和抱负。但看到重庆当时的音乐界的境况，有些悲观，他认为许多有作为的音乐家，只要不拍马屁，不同流合污，就会受到冷遇，什么也做不成。
他虽然羡慕北国的天地‘，但他对那里的艰苦条件、有许多顾虑。
我觉得他在音乐事业、创作、指挥上，有着雄心壮志，但在攻克困难上，特别在对待复杂的人事上、官场斗争上，他近于束手无策。因此，他在重庆那段日子，也就在他仅有的短短的“晚年” ，他只能忍辱负重地在那可怜的小天地（山东歌剧团管弦乐队），默默地劳作。后来《郑成功》终于公演了，但整个充满嫉忌的重庆乐坛，对于这个没有官僚支持的作家的新作,是有意冷淡他的。
1941年初我因皖南事变发生，被迫要离开重庆,行前曾到他那里去玩过。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有许多困难，离别时，他说 “不要忘记我，你是我少有的朋友，和你们相处、友谊是珍贵的。”
1943年4月，当我再回到重庆时，他已经因病误诊，这么年轻，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才艺，就与世长辞了。
黎国荃和一个朋友曾一再对我提起，郑志声是当时的一个难得的音乐家。对他的创作、指挥评价较高,认为他对西欧的交响乐作品，理深最深，眼界较高。比起同时代的儿个指挥如吴伯超、金律声，都要高明许多。然而，在那不幸的社会里，一个这么有修养的人，只能在那破残的小乐团里打滚几年就逝去了。
他死后，除了一曲《朝拜》和一个学生王义平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
据说，当时王义平在作曲上、学得很好。他忠心地、夜以继日地跟随他的老师，学习了许多年，古典的、近代的、现代的作曲学问，、学得很用心。回国后,郑志声看到当时的乐坛、一片漆黑、没有用武之地,就耐心地把自己的心血灌注在唯一的跟他学习的青年王义平的身上。王义平，是一个勤劳用功、抱有较高的艺术意志的青年。他跟随郑志声从广东到昆明、又辗转到重庆歌剧学校，/ 直认真的做练习，这在王义平自己的创作中的&辘攀舞曲∃ 和近写《长江素描音诗》的创作来看是比较深沈、优美、隽永、质朴，有他自己的个性，他的老师的心血，是没有白费的。
关于郑志声的详细的行状、生活、劳作•一黎国荃、特别是郑可兄和王义平了解较多，而今，黎已被迫害死了，郑可兄却几次要去找他没有实现。
王义平同志为我讲述了郑先生的生平。他说，“假如郑先生现在还活着的话，大约是七十刚出头吧。他原名叫郑厚湖,、由于热爱音乐，郑志声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大概是有志于音乐的意思吧），他早年是在广州的法国人办的圣心中学读书，能去法国、可能是受过这个学校的一点赞助。他的家境绝不富裕，看来自费出国是难以做到的。
他在法国学习了大约十二、三年。起先在里昂住一、二年，然后到巴黎，1938年回国。
郑先生留法期间，是留学生中最艰苦的一个，生活困难最大，学习也最认真、刻苦。许多和他同在法国留学的学生说，郑志声是从来不知休息，日百夜夜地用功。他生活很俭朴，抽屉里放些面包、桌上一瓶水、多少日子就靠这些简单的东西来暇饱肚子。
巴黎是个花花世界，有不少官费留学生。在那里吃好、住好、玩得很开心，而郑老师从来不去玩，除了音乐会，什么地方也不去，听音乐会有时是巴黎音乐院给的票子，有时则是买个站票,站在后排听听。
当时国内也有些人自称是巴黎音乐院的毕业生（我就听到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但大都
的是旁听过，或选课一脚寸间，有的则虚构的，有在法国其他初级的音乐院读过一阵，据那些知情的教授（中山大学的）说，只有郑志声老师是真正毕业生并且得过奖” 。
郑先生为人是非常随和，所以在中山大学时，同学们都叫他郑老夫子（其实他那时只三十左右），既是尊重，而又亲切，他是毫无架子的。在重庆时代，有的老师们喜欢架子，摆的不小。不管钢琴老师、声乐老师，都有很大架子，而且都凶得很，使人害怕。而郑先生很平易，和蔼可亲，虚怀若谷，对后辈非常关心爱护，肯于提携。
郑先生是一点不炫烟自己，他异常谦虚，他在法国得过（柯科斯）奖。这是王义平同志无意中见到那枚奖章，问了几次他才说的。王义乎跟他学了一年多以后，有一次在他家里翻阅了一本印刷品，那是一本指挥得奖者的舞台照片与介绍，上面印有一个很大的交响乐团，后面还有一个大型的管风琴，这是郑志声指挥演出的舞台照，王义平问他，他只是简单的说,那次在指挥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演出。,
郑先生的治学态度是认真到了极点。从几件小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①王义平听说郑先生要从法国回来，就到香港去接他，是慕名而去的。主过去不认识他。他刚行装甫卸，住的房子还没有找到，挤在一个住房极挤的朋友家里，当王提出要向他学习后，他很认真地考了王义平一次􀀂 试音乐感，并大量和王谈了种种音乐上的问题，询间了上百种曲目，一首一章地问王的对音乐的感受和判断王的理解力，到现在，王认为这是对待考生的一个极好的测验方法 。他认为王有学习作曲的条件。后来王问他关于学费的问题，他说，没有一定,能交多少就多少，看学习的进度以后再作调整。当时王想，可能学到程度深一些时，学费就要增加了。头一个月，王给他三十元，第二个月他只要我二十元,过了两个月他接了中山大学钓聘书，有收入了，从此他就不要学费了。以后王义平跟随他到云南去，他甚至连饮食也免费供给了。王义平学习也是全力以赴,极其努力，习题作得很勤，不管布置多少，总是努力去完成。王和郑先生两人好象是竞赛一样，王做很快一些，他就多加一些，起先是每周去一次、继而两、三次，后来干脆让我每天去上课了。次数加多，学费却不收了。
②王义平去找郑先生，他同意后就叫第二天去上课。 那天正是阴历除夕，主说产明天是新年春节呢”。他只回答说：“过年是规定不能学习吗”？
③郑对王的作业，是极严格的。在云南,王义平天天熬夜做功课，每天只睡四个钟头，因此每天深夜都喝浓茶或咖啡提神，一次不小心，壶中的开水翻了下来，把脚烫伤了，痛得受不了，用带子把腿吊起来躺在床上， 当天,郑先生就上门来了。他照样给王上课、照样布置作业，并说：“ 专心做习题就可以忘掉一些疼痛”。在去南住了两年，郑先生只放了他一天假言
“ 郑先生说，他在法国也是这样刻苦，他认为他做得的,学生也应该做得到。他说，学音乐就是件苦差事，是别人看不出来的苦差事。他常提到，莫扎特一共活了三十多岁，光交响乐就写了49首，钢琴协奏曲25首，奏鸣曲近百首，别的不算，“你试试把总谱抄一遍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④王义平的作业难度越来越大，有一些习题，郑先生认为不好的就要重做。据说，有一道习题，他要王重做了七次才通过。有一次，他对王作的一道习题压了一个月还没给他批改。后来，他还给王时，我才知道他寄到法国去了。他对这道习题有些猜疑，自己又不便肯定，因此就寄给他的老师Nocl Gallon去求教。郑先生非常认真，他就有责任让王每作一个练习都要感到有所得(从这次开始，Gallon也对王义平非常关心，从此，王就不断地向法国寄作业了，直至对欧洲邮政完全中断为止 。
郑先生的作曲基础学问极深，非常扎实。他指挥放得开、独具一格􀀂 尤其在四十年代，一般的只流于打打拍子 。他很严谨，但他不是才华洋溢的人。对创作,他是属于难产的类型。他在法国写过很多作品,但大多都失散了。据说是火车托运时丢失了。王义平说，他只听过他的《朝拜》，并得过他的一首弦乐三重奏（这个总谱，五十年代上海乐团向王要去了） ，他的风格较为注意民族特点。在那个年代能够想到这点是难得的。
王义平认为：“我认为写纪念文章，不一定象古老的讣告式、不要凡是死了都是完美的好人。比如，郑先生没有进一步走更加靠近党领导的新音乐的道路（当然，也由于他的环境，他所能接触到的人物的局限）之类的问题吧。
本来，他至少是应该有徐悲鸿所能达到那样的地位，但死的太早了。
至于他的死，是死于医疗事故的。他只是患虐疾（由于没有绝对输血的必要而输血）当时学生们争相为他愉血 ，竟然连血型也验错了，这边输血，那边连话也说不出来，不久就逝死了，”
写到这里，我的心绪很不平静。中华民族曾出现过许多很有希望的音乐人才，如聂耳的聪慧、敏感，星海的设想宽广、豪雄，黄自很有造诣，张曙对民族音乐的探索较深，郑志声很有根底,……然而，一个好人在旧社会总是到处碰壁，得不到发展，他们都是很年青，还来不及完成他们的抱负就逝去了。这就使得在薪中国的音乐建设上增加了许多困难，拉长了赶上世界水平的差距。加上我们在解放后，由于许多思想束缚，没有很好的发挥和利用
留下的音乐家的财富,……十年浩劫，连仅有的一点成就都摧毁了，还有许多优秀的音乐家被迫害致死,就使这个距离更远了。
因此，当我想起了郑志声，在那个时代，一个认真的有学问，有抱负而又想有所作为的艺术家，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志，被误医致死。他的一切一切,在我的思想中就更加抹不掉了。
想到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一切思想束缚逐渐得到解除，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郑志声先生还活着的话，也只比我们年老了几岁，在这个比较自由的艺术天地里，他还是可以用他的心血来为祖国的音乐艺术加砖添瓦的。
每当我想起了郑志声临别的希望：“你不要忘记我”，想起了他的治学态度，和友谊、想起了他仅有的一个学生，大半生也是在崎岖的路上挣扎，有念及此，能不耿耿于怀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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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8-16 10: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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