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吴中杰 09-25 来源：文汇报
摘录
真实的鲁迅与被宣传的鲁迅有着很大的差别。鲁迅本来是一个独立精神极强的作家，但自从“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原则确立以后，他就被说成一个“遵命文学”的创导者，垂范于文坛学界。
的确，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在五四时期所写的作品时，曾经说过，“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但是，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他又明确地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要解开这个矛盾之结，还得从鲁迅本人的作品中寻找答案。
首先，我觉得“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这句话就说得很勉强，而且紧接着就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但为什么鲁迅要用“遵命文学”这个词呢？当我读到《<农夫>译后附记》时，我就明白了，文中说：“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云。”可见，鲁迅之所以说自己当年的作品“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者，实乃具有讽刺、调侃之意。
从这一点出发，鲁迅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评估。
比如，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和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就大有重加审视的必要。过去我们常常只是从宗派主义的角度去评论“革命文学”论争，从政治路线的角度去评价“两个口号”之争。这种说法，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却往往忽视了其中的文学理念和文学路线的分歧。鲁迅一向主张文学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要写出人生的实情来，以启发人们的觉醒。而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家”们，则把“普罗意识”看得高于一切，他们搬来日本的新写实主义，认为作家要写的是经过意识形态滤过的现实，他们更要求文学家做留声机器，忠实地传达出普罗意识的声音。“左联”成立之后，这种文学理念上的分歧并未解决，所以“革命文学家”们与鲁迅摩擦不断，也就在所难免。到得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虽有政治路线的因素介入，但文学理念的分歧还是很明显的。“国防文学”派提出要描写“最中心之主题”，即“国防”主题，而鲁迅则只要求作家有“抗日”的立场和态度，而反对将文学纳入政治上的中心任务之中。
“两个口号”的论争因鲁迅的逝世而停止，但两种文学理念和文学路线的分歧却仍然存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重庆的文学论争，也就是鲁迅生前斗争的继续。
20世纪70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赵浩生访问时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应该说，周扬对这两派文学主张的概括是准确的，但他似乎忘记了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的一句话：“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家？除了吃麻醉药！”这之后，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写杂文的宗旨，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所以“鲁艺”这一派，其实是打着鲁迅的旗号，而违背了鲁迅的文学主张。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0-16 06:40:38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