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母亲曾打算以两万美元的价格向小报卖故事
FOX411专栏作家:Roger Friedman
日前,一份由两名英国小报记者和指控男童母亲及继父签订的金额达20,000美元的合同浮出水面。
这两名记者,Alec Byrne和David Gardner迫不及待地把这份重要文件呈现出来,以为他们便会被传做辩方证人。
当指控男童母亲Janet Arvizo作为检方证人出庭时,她说自己“绝不是那种”为钱卖故事的人――但很明显她就是那种人。
其实,Byrne和Gardner只得到了Arvizo一家的照片,这些照片都等在了海外一些媒体上。因为他们于2003年2月4日去找Janet Arvizo时他们到了她母亲在加利福尼亚El Monte的家。
那天正好是Martin Bashir制作的《Michael Jackson大追踪》在英国播出的第二天。
Arvizo的母亲Maria Ventura只会说西班牙语,所以她就拨通了女儿的电话让记者们跟她谈。
Arvizo得知这两位记者愿意向她买故事时,她高兴得尖呼,“你们真是我的天使?”并让自己母亲给这两位记者一些她儿子的照片。
Arvizo让母亲给记者的这些照片后来跟他们写的报道一起登在了那个周末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报纸上。
那么这件事为什么没在审判时提到呢?毕竟,这会让Arvizo和她现任丈夫的证供显得没说服力。
整件事中唯一缺少的一环便是她还没来得及把照片卖给他们。很明显,当她对记者把价钱抬到20000美元后,她高兴得给Chris Tucker打了电话,后者已于本周三和周四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作证。
Chris Tucker作证时说,Jay Jackson告诉他那两个记者本来只出15,000万美元不过他觉得太低便拒绝了。
一些涉及该案的人士认为,在他们与记者谈判时Arvizo有想过要联系Michael Jackson。
因为如果她的故事对那些英国佬来说值那么多钱的话,她可能认为Michael Jackson会出更多钱让她保持沉默。
记者说当他们两天后按约定时间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不见她的踪影。
辩方在该案中对有的时间不是那么确定,所以他们可能也无法向疲惫的陪审员们把整个这件事理清楚。
为何Byrne和Gardner未被传为辩方证人仍是此案谜团所在。只要他们出庭作证就能轻而易举否定Joy Jackson和Arvizo的证供。而在海外登出来的文章对检方也是极为不利的证据。
重要录影不翼而飞
一段记录了Arvizo一家收拾行礼和离开的“秘密”录影已经不翼而飞,那又会在哪里呢?
数周前当检方播放几段由Mark Geragos派的私家侦探Brad Miller跟踪这家人拍摄的录像时,这段“秘密”录影并不在其中。
那这个录影带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检方不播放?那辩方知不知道这录影带的存在呢?
突然这个常常谈及的行踪问题又回到了Jackson案件的审判当中。
笔者获悉,地方检察官Tom Sneddon会于本周四让为Arvizo一家收拾行李的搬运工人出庭作证,这一做法是为了支撑检方的控诉。
所有有关搬离和存放的记录都要求作为呈堂证供。这有可能再次让检方事与愿违,因为这些文件中据说有一份是Miller于2003年6月写给Arvizo的律师William Dickerman的信。Geragos之前已经得到了这封信的副本。
如果这封信也呈现在法庭上作为证据的话,想必Sneddon将花更多功夫进行解释。他之前以认为Miller为Michael Jackson工作为由搜查了Miller的办公室。但有消息称,这封信便能证明当时Sneddon明明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
文件中还有关于这家人住在加利福尼亚的Country Inn和Calabasas公寓的记录。为何辩方没能把这些出行的收据作为呈堂证供呢?
这个记录中包括了Arvizo“被绑架”期间给家人和朋友打的无数个电话。
其中还有一些我们之前没见过的证据:Arvizo要求Miller为那次Calabasas之旅给她买一个红色Kipling牌皮箱。对于品牌和颜色,她一向都极为挑剔。
“她不想别人看她那些塑料袋中装的东西,”有消息称。
还有人告诉我,辩方手里有这些收据。
Sneddon要求进一步分析Geragos的电话记录想以此支撑自己的诉讼。但是就没有人要求看Neverland于2002年2月到3月12日之间的电话记录吗?这样的话人们会发现从那里打出了许多电话,有给检方的,也有给Janet Arvizo的家人和朋友的。
至于Dickerman:如果跟他有关的问题得再次提出进行辩驳,他便会回到法庭回答我在昨天的专栏中提出的那些问题。
至于Wit:他作证时说自己第一次与Janet Arvizo见面是在2003年2月25日。但Arvizo本人却说是于21日在他办公室见的面,25日是他们第二次在Laugh工厂见面的日子。
两次见面她都没有提过自己被绑架。Dickerman本身就是法庭官员,他也没有打过电话给警察局或联邦调查局。
想象一下,一个秘密在某家喜剧俱乐部与委托人会面的好莱坞律师所问的问题可能比Dickerman作证时承认的要多些。我想他所问的问题确实比他承认的要多些。
假照片说明更多内幕
昨天的证供对检方来说又是一击,因为上庭作证的是Janet Arvizo为P.C.Penny一案雇用的律师及其助手,她从这个案子中得到了152000美元的补偿。
Mary Holzer证实,Arvizo告诉过她那些她看上起从头到脚都是瘀伤的照片其实是伪造的,但是这些照片却都成为了P. C. Penny案的证据。
Arvizo告诉她那些瘀伤并不是J.C.Penny保安造成的,而是她丈夫打的。
Holzer还说Arvizo曾提过她的妹夫是墨西哥黑手党成员,如果Holzer把这些秘密说出去的话,他会杀了Holzer和她的孩子们。
该案律师说当他得知这起案子闹上法庭时他十分惊讶,Arvizo在法庭上说自己被J.C.Penny的保安性骚扰。
但是在之前他与Arvizo进行的25次相关谈话中,后者却从未提起过此事。他最后说他自己也被这个女人愚弄了。
Holzer的证词最有用。你可能还能想起,之前检方出示Arvizo数周前拍的全身瘀伤的照片时,我们就在专栏中说过那不会是P.C.Penny保安造成的。可靠消息马上也证实了我们的说法。
幸运的是,“Drudge Report”(德拉吉报道)网站登出了一张Janet Arvizo在P.C.Penny被捕时拍摄的近照,照片显示当时并没任何伤痕。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后来才有的。 (MY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