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十周年祭——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和我们的一个时代 ◎ 王晓峰 2005-05-13 写邓丽君，就要写25年前的事情，25年虽然不长，但对于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来说更容易变得久远生疏。即便是受到邓丽君影响的人，在回忆的时候，也都要费些心思去想想，那个年代，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邓丽君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她的奇特之处在于，两岸特殊的政治背景发展出的不同文化轨迹在一个特定时空错位中让两个异面轨迹交汇在一起，于是她成为那个年代许许多多人的一道独特的佳肴，在争议中完成了对内地流行文化的影响。而她最终失去了回到祖国大陆的机会，这片拥有她最多听众的地方，这片留下过她歌声的地方，没有留下她的足迹，成了她毕生的遗憾。 邓丽君是什么时候进入到中国内地？又是以何种方式进入的？已无从考证，大约在1977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她的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进入，随后又通过无线电波让更多的人知道。到了1979年，随着卡式录音机慢慢成为寻常家庭的消费品，邓丽君便通过这个媒介传播得越来越广。 在争议中启蒙 乐评人金兆钧那时候是老三届，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大学，他回忆说:“我的印象是1977年，那时候‘板砖’（即当时的三洋牌单卡录音机，因形状大小像一块砖头，故被称之为‘板砖’）还没开始卖呢，都是从南方转过来的大开盘带，1978年我第一次听到，当时的感觉是，这是谁的歌？真好听。有了录音机后，大家都在拼命地复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一个同学在‘倒’那盘告别音乐会的磁带，听得如醉如痴。印象最深的是《何日君再来》前面的那段告白，背景音乐非常好听。到1980年的时候邓丽君已经风靡全国了。” 邓丽君的突然流行没有任何征兆，甚至，在当时传播媒介和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她仍能如此流行，这本身就是奇迹，这也恰恰说明了人们对邓丽君的喜爱程度。 金兆钧当时在学校是个比较活跃的文艺分子，于是学校领导找到他，“既然邓丽君影响很大，你要不办个讲座给大家讲讲”。那是1981年的事情，于是金兆钧连着讲了三次，把他当时对邓丽君和那些流行的歌曲了解到的内容都说出来，他说:“快到年底的时候，北京团市委召集大学生代表搞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邓丽君。那时候还挺开放的，不是为了批判她，就是听听大学生的反映。我在会上说了很多，后来《音乐周报》编辑把我留下来，让我写一篇关于邓丽君的稿子，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流行音乐评论。” 那次座谈会去了二十多人，学生们的反应也不一样，大都觉得挺好听的。金兆钧记得当时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言辞，团市委和文化局的人也没什么引导和诱导。这次座谈会，也仅仅是上面对下面的了解而已。就在当时，一些老音乐家开始批判邓丽君，批判的焦点基本上是围绕着她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还没有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上。后来有人开始质疑《何日君再来》，对这首歌的主题指向究竟是谁提出质疑，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刘孟洪曾专门撰文，为这首歌辩解。金兆钧说:“《何日君再来》从情绪上讲比较颓废，但是这首歌只要听上几遍就会唱，到现在电台仍不让播放这首歌，这牵扯到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候音乐观上的冲突。改革开放，这些东西就要重新出现，争论就来了。” 1979年北京有个西山会议，当时的焦点就是邓丽君是靡靡之音的代表，黄色音乐。会上，张丕基、王酩都挨了批，就因为他们的歌曲写得像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直到几年后，李谷一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乡恋》风波”才告一段落。稍后几年，港台歌星开始出现在电视上，虽然一些人认为张明敏在唱法上有问题，但是题材上好一点，还可以忍受；奚秀兰为什么能上春节晚会？就是因为唱的是台湾民谣。但邓丽君不一样，她唱的很多曲目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年纪大一点的音乐家都不认她，因为有些东西是由历史决定的。 邓丽君从一流行就带来了争议，今天看来，这种争议在当时还是很正常的，毕竟以当时人的普遍价值观和意识不可能对邓丽君这样的文化现象完全接受。 但是，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却不这么看，第一批接受邓丽君的人，肯定是追逐时髦、对新生事物好奇的年轻人。在“板砖”流行后，又出现了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有些情景可以通过当时拍的电影中寻找到，如果来描述一些不三不四的小痞子的时候，一定要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烫头发，拎着四喇叭录音机，里面装着8节大电池，在大街上晃悠。这些年轻人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大都是邓丽君的歌。金兆钧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北海公园经常办舞会，后来被公安局封了，因为控制不住，人太多了，几万人，全在北海后门的那个山上。听音乐，听完了就跳舞，那时候听的主要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带来完全不同的歌曲概念，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恢复了抒情歌曲的传统，但是恢复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抒情歌曲，比如《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邓丽君带来的是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从文化类型上看毕竟还是都市的东西，这东西在当年跟老百姓没什么缘，可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听到它又跟那种建国后的抒情歌曲不一样了。尤其是当时二十多岁的人最敏感，觉得这才是属于我们的。”金兆钧说。 尽管邓丽君在音乐界受到了极大争议，但也是在音乐界，一些音乐家开始潜心研究邓丽君的音乐，比如配器、演唱风格。“我知道当时许多音乐家躲在家里听邓丽君，偷偷研究她的编曲。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些声音。邓丽君首先影响中国流行音乐的就是让很多人知道流行音乐的编曲是什么，很多电子声音咱们都不知道。”而邓丽君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确立了当时女歌手的演唱风格，就是所谓的“气声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除了比较本色的民间唱法之外，还有一种介于美声和民间唱法之间的“民族唱法”，邓丽君教会了人们还可以用嗓音的另一个部位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金兆钧说:“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邓丽君带动的不仅是流行音乐的启蒙与发展，也刺激了当时音像经济的发展，那时候听录音带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内容之一，虽然那时候的一盘录音带5.5元，对普通人来说属于奢侈品，但仍然没有阻止普通人对它的消费。金兆钧说:“那时候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就卖掉800万盒卡带，一年一座大楼拔地而起。”1979年，内地的音像发行公司只有几家。到了1982年，全国就有300家音像出版社，基本上都在扒带子。扒带子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学习、培养的过程，这些人就是在一次次的“扒”中逐渐掌握了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规律。 最后，金兆钧说:“邓丽君确立的音乐形式还是很传统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接受的。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写作，对整整一代的创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我个人觉得，她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她是30年代以来一直到60年代音乐的集大成，她挑的都是历史上被证明是最好听的歌曲，她的唱法也是30年代以来唱法的集大成。” 那时候我们没有那个情怀 同样是在1979年，还有一个人在听邓丽君，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在军营里用扩音喇叭听，这个人叫朱一弓，他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音乐编辑之一，很多当时和现在的流行歌手的磁带都是经他之手编辑发行的。他很早就淡出这个行业了，但是谈起邓丽君，他又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还当兵，听了邓丽君后我觉得好听，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的民歌，那时‘文革’刚结束，我还是把邓丽君归到民歌里面，实际上她的影响远远不会结束，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就是因为她的民歌精神。当时还挺有意思，我带了几盘录音带到部队听，我自己制作了一个扩音音箱，在我们的小院里放，声音很大，旁边的机务中队在开会，后来他们就给我提意见，说战士们听到之后心思完全不在他们那边了。但我就是觉得好听，有时候我是故意把声音放大，有些机务中队的人中午或晚上休息的时候，都到我这里来听。” 1981年，朱一弓从军队转业，干起了音像出版的工作，谈及当时邓丽君的影响，他说:“不管是作品还是演唱，邓丽君确实是很民间的。80年代初期，咱们能掌握这种唱法的人还没出现，追随这种式样进行创作的人也没出现，所以在那时还是一个听和学习借鉴的阶段，真正出现是在1984年前后。实际上，现在看起来不光是歌手，她影响得太广了，对歌手的影响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对创作的影响。她让这些人重新考虑作品的题材是什么，作品的情感是什么。邓丽君非常出色地演绎了中国民歌，有些民歌很好听，式样比较多，当时大家在一起讨论的就是如何借鉴这些手法，创作出这边的流行歌曲。比如苏越，我们接触得很早，有一次在棚里录音，我听到他写的两首歌，觉得很好，我们便开始合作，录了很多作品，他在创作上吸取了很多邓丽君的东西。” 朱一弓在进入音像业的时候，小歌手程琳已经开始成名，随后，一些更年轻的歌手也开始步入歌坛，他那时候遇到的女歌手，不管自身条件如何，都是从摹仿邓丽君起步的。他回忆说:“许镜清在1981年就跟我合作，当时他说有一个女孩，高中还没毕业，能不能听听，这个人就是田震。她的第一张专辑的案头工作我参与得比较少，但我感觉到田震本人的性格和邓丽君那类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她只是摹仿了一些歌而已，后来卖得也不好。但是朱晓琳骨子里就比较像，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邓丽君当时吸引了很多人，走上了这条路。” 至于邓丽君为什么这么流行，影响为什么这么深远，朱一弓有他自己的看法:“原来的歌曲只要求正面就行了，到了邓丽君，作品指向内心，指向自己的性别，她更要突出女性的柔美，她恰恰是继承了民歌魅的一面。邓丽君之所以从那边一路杀向全国，我认为是她的民歌基础，民歌作为一个民族里面最通俗的、最普遍的音乐语言，是永远不会衰落的。其实后来我们在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都与这个有关。为什么我们号称文化资源最悠久最丰富，却在国际上没有一个成熟的作品？” 性别指向实际上在当时是对公众的一种人性解放，也是中国内地在经历了人性扭曲后的一次适时的释放，而邓丽君恰好给人们提供了这种释放的可能。和当时的其他文艺作品——电影、文学、电视相比，流行歌曲这个形式来得简洁、迅速、直接，人们甚至不用去思考和咀嚼，马上就可以融入成自己心灵的一部分。有了性别区分，人们才得以通过它来证实自己的内心，看清一度被压抑、扭曲的人性中的另一面。邓丽君歌曲中带有的妩媚、柔情、调情在当时无疑成为了最具性诱惑的东西。朱一弓说:“邓丽君一开始有很浓的风尘味儿，当她到了《淡淡幽情》，我们又看到了她另外一面。她有风情，也变得高级了。所以她的演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高的人也能听，低的人也能听，可以让任何人想入非非。” 也许，台湾著名乐评人马世芳先生的看法更能说明两岸间人为造成的时空交错形成两地间对邓丽君的不同看法，所以，她在两岸之间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我们成长在80年代，对她早期的作品了解得不多，我们只是知道她，但是没那么多情感，只是一种集体记忆而已。至于她对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台湾从60年代就一直有这种软绵绵的东西，在70年代初有些歌曲被划为靡靡之音，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的一些歌曲传到大陆，我们才觉得她那么厉害，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唱歌软绵绵的歌手在对岸有那么大的影响。她在10年前去世的时候，我听到大陆的摇滚歌手录制了一张纪念她、翻唱她歌曲的专辑《告别的摇滚》，感到不可思议。她在我们这里就是按正常商业操作模式下推出来的红歌星，但不是石破天惊。” 邓丽君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影响巨大，但是，无论她的影响有多大，不管出现了多少以摹仿她、翻唱她成名的歌手，但内地始终没有出一个邓丽君式的人物。马世芳说:“邓丽君对所有唱歌的人来说，都无法超越，她和她所属的时代紧紧地扣在一起，她是在那个比较从容、耐心、细致的年代诞生的歌手，她不属于台湾的民歌运动时代，不属于后滚石时代，也不属于李宗盛包装出的那类都市女子。她属于老派、传统一点的流行音乐，在台湾，她是非常受欢迎的女歌星，但是却从来没有文字来论述她的音乐，人们只是对她的私生活和八卦感兴趣，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 朱一弓说:“现在我们回头看，为什么内地在音乐创作上类似邓丽君的作品没有？这是一个生活内容问题。80年代有小酒吧吗？有偶遇吗？这也是我后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没有这样的环境，80年代有什么？有《思念》，完全心灵的，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为什么《思念》代表着80年代的感觉？因为80年代只能是这样了。”而今天，社会的发展变得丰富了，那种属于邓丽君作品的背景要素也具备了，现在的作品变得非常丰富了，可是，人的心灵中的某些纯粹的东西又消失了，所以，还是没有这样的作品和人出现。 另外，朱一弓又不无羡慕地说:“邓丽君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她背后成就她的是一个社会环境，有一批创作人员，而且都是高手，他们有那个情怀。但是在80年代，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人，没有那样的环境，现在回想起来没有这样的作品诞生也是正常的。我举个例子，在当时，晚上录音完了，想出去买点宵夜，我们在农影录音（位置在北京双榆树），要开车到北京站，在80年代，这个距离太远了。没有那样的生活内容，就不能有那样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这拨人喜欢邓丽君但又写不出她那样东西的原因。后来苏芮出来后，马上吸引了很多人，因为苏芮这种高亢、有力量的歌手，容易和我们贴近，在创作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1984年左右，改革开放初见成果，深圳也有几座楼出现了，奥运会也拿冠军了，全国人民的心气也不一样了，和邓丽君歌曲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才出现后来的西北风，这里面有批判，有忧患，有觉醒，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出来很多并能留下来。‘我的故乡并不美’，这才是当时中国的写照，是比较真实的。80年代末，我们与台湾的唱片公司交流，他们对西北风不以为然，我们当时还以为他们有问题，现在看来，是环境不一样，考虑的东西不一样。” “摹邓时代”:邓丽君让我心里有了障碍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内地才出台了海外音像制品引进版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扒带子的狂潮消退，很多当年靠扒带子走红的歌星要么作出艰难地转型，要么从此淡出歌坛。 内地歌坛一度被摹仿邓丽君的女歌手“控制”着，在这个“摹邓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女歌手，不管她们在演唱上是否像邓丽君，在作品相对匮乏的阶段，也只有去翻唱邓丽君的歌曲。赵莉，一个普通的名字，就是当时众多摹仿邓丽君风格最有名的歌手之一，与这些摹仿者不同的是，赵莉的声线、音色和邓丽君极其相似，以至于曾经为邓丽君制作过唱片的制作人在多年后听到赵莉唱邓丽君歌曲时竟也难以分辨。由于赵莉有这样的一个先天优势，所以在当时她出过的翻唱邓丽君歌曲的磁带有八九盘之多，而且每盘都非常畅销。 赵莉出生在河南周口，后到河北承德，从小喜欢唱歌，因为几次歌手比赛，她得以有机会到北京发展，1985年，在她录制第3盘磁带的时候，便开始翻唱邓丽君，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身不由己。赵莉说:“我当时就是喜欢唱歌，不管是谁的，好听就唱。1986年，我录了大量邓丽君的歌曲，当时旅游声像出版社找我，他们觉得我的音色跟邓丽君很接近，就给了我很多邓丽君的歌，因为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很受欢迎，正版又进不来，出版社认为是很大的市场，便找了很多歌手去唱邓丽君，在我之前有好多人都在唱邓丽君的歌。” 赵莉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小，大家都叫我小邓丽君，1986～1988年，我录她的歌是最多的，几乎天天都在录。”当时的情况是，每个录音棚的记录上都写着赵莉的名字，录制的时间和曲目，仔细看这些曲目都是邓丽君的。“当时录的专辑，通常不写我的名字，都写邓丽君的名字，贴上她的照片。直到1989年我去法国演出的时候，接触到其他方面的流行音乐，我就有了要去国外走走的想法，不然在国内，只能唱邓丽君的歌曲。我想唱别的，他们就说你唱得不好，不合适。那段时间我都有点糊涂了，我是不是就这样了？” “当时对邓丽君我都有了心理障碍。”甚至这种压力曾经让赵莉梦到过邓丽君，赵莉说，在梦里，她问邓丽君:“你为什么唱歌那么好听？有什么秘诀没有？”邓丽君在她的手心里写了一个“吟”字，“我觉得这个字代表了她歌唱的全部”。赵莉说，“我太喜欢唱歌了，可是老让我唱邓丽君的歌，我就受约束了，不快乐了。一首歌可以学来，但是它的感情你是学不来的”。1990年，赵莉出国，在国外，她学到了很多唱法，才慢慢明白，“我在真声区和邓丽君非常像，其实她就是一种唱法，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而自己内心里要表达的东西很重要，也就不避讳这个了，后来唱她的歌也就没什么障碍了”。 那一次，她离我们最近 邓丽君的去世，留给她和内地众多听众的最大遗憾就是她没有在有生之年回这边开一次演唱会，哪怕是她回乡祭祖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宽慰。当邓丽君得知大陆地区的听众都非常喜爱她时，她曾非常希望能回乡开一次演唱会。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她离开，也未能如愿。 据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透露，1981年，邓丽君在美国洛杉矶，当时有朋友给她打电话，说电视里看到她在内地很红，至于红到什么程度，后来才慢慢知道。1987年左右，当时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乔淮东的太太彭燕燕通过演艺圈的人认识了邓丽君，邓丽君很喜欢和彭燕燕在一起，因为邓丽君喜欢听北京话，并且还校正自己的发音。当时她有个意向，在1990年邓丽君进入歌坛20年时在北京举办一次演唱会，但1991年后，邓丽君心灰意冷，只是偶尔参加一些非商业性的慈善演出。 其实，也就是在这期间，内地有一个人，险些把邓丽君回乡演出的事情促成，这个人就是黑子。在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音乐圈里，提起黑子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黑子原名王彦军，当过兵，转业后便进入东方歌舞团，此后一直活跃于流行音乐。他擅搞大型演出，喜欢赚钱，故得名“黑子”。8年前，黑子离开了音乐领域，做起了跟音乐无关的行业，记者打通他的电话，告知采访意图时，黑子高兴地说:“你要采访别的内容我就不说了，谈邓丽君，我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 黑子是内地流行音乐圈里惟一一个见过邓丽君两面的人，他见邓丽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北京给她举办演唱会。黑子说:“我对邓丽君感觉是最好的，这么多年，你看我到现在，开着车，平常在一个固定环境里，我都听她的歌。70年代，我还当兵，也是搞音乐，我第一次听到流行音乐就是邓丽君，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1984年，我转业后开始正式做流行音乐的唱片公司，这个过程邓丽君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早年周璇给我的印象都很模糊，而且70年代内地就没有流行歌曲。什么叫流行歌曲？就是很简单、很好听。邓丽君在当时起的作用是让整个中国内地知道有这么一种音乐是怎么回事，而且她的歌几十年下来还这么多人听，这本身就是一个音乐奇迹。” 东方歌舞团演职人员经常去亚非拉地区演出，黑子在这单位就有一个很多人不具备的优势，出去比较方便，他利用这个优势，把很多港台歌星介绍到内地演出。1989年初，正好有个机会，在香港丽源酒店，黑子见到了邓丽君。 黑子回忆说:“我见到她两次，跟她聊天很有意思，她知道我在内地做这个行业，可能有人给她讲过我的事儿，她也觉得挺好奇，想知道大陆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大陆人一出去她觉得奇怪。因为我迷这个女人，所以我会很认真地让她开心。我很少迷一个女人，我到现在对她那天穿的什么衣服都很清楚，她穿了一条裙子，简单的凉鞋，直的短发，露着耳朵，这是我最喜欢的形象。她很像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春妮，我小时候认为完美的女人应该是春妮的样子。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形象，特清纯。邓丽君只不过比春妮打扮得漂亮多了。” 黑子当然没有忘记他见邓丽君的目的，“我当时抱的目的就是想让她来内地演出，我当时以为她是钱的事情，估计她觉得我们出不起这个钱。我算过，当时可以出很高的钱，可能不到100万元，在当时是个天价。我敢出这个钱，但我不好意思上来就说钱的事情。我老跟她说笑话，她为什么很想跟我聊天呢？就因为我很爱说，讲些笑话，她就很放松，我的目的是想让她来。” 回想起当时邓丽君对这边的印象，黑子认为，她对大陆其实特别陌生，都是听别人说的。“当时由于两岸的关系，她对大陆特别戒备，她认为大陆这边很可怕。她一直问我‘你到底是不是大陆人？’她以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呢。我说我英文就会二十多句，我真的是大陆土生土长的，我还是当过14年兵的人。我一说把她给吓坏了，她说:‘你是共军？’我说:‘那你就是匪军。’把她笑得够呛。” 之后，“我们在一起简单吃了点东西，喝的粥我还记得呢，我要的皮蛋瘦肉粥，她要的白粥。她有洁癖，到饭店里都带自己筷子，她跟我说她在法国学过护士，她在显微镜下看自己的手，上面都是活的，从此她就有了洁癖。她当时什么都不乱动，桌子扶手也不摸，把手放在空中。” 黑子与邓丽君的第二次见面，也是在香港，时间是1991年。最后，黑子对邓丽君说:“我非常希望你能来这边演出，像你这样一个有这么大成就的人不来太可惜了。”黑子跟她陈述了来内地演出的重要性，比如这边对她的喜欢程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来大陆，是一生比较遗憾的事情。黑子问:“在经济上，合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花最高的价钱。”邓丽君笑着说:“不是钱的问题，我根本不在乎钱，有很多原因我去不了，但是这种机会一定有，我一定要去，但是什么时候现在我没法说。” “我感觉，她当时还是因为政治问题。这个女人根本不在乎钱，她的政治背景我实在不了解，所以她非常遗憾，这辈子没有来大陆。”黑子说，“我觉得她没有任何准备，因为不现实。我其实有很多的准备，包括经济上的准备，当时除了我没人敢出这么高的价钱。当时我还跟文化部的官员打过招呼，包括再高一层的官员，我都谈过，认为完全可行，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跟她谈得比较具体。但是她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她只是有这个愿望而已。我相信是台湾当时对她控制比较严，这个因素最大。” 当记者采访邓丽君在70年代的经纪人，和邓家亲如一家的新加坡人管伟华，谈到这次与回来举行演唱会擦肩而过时，管先生的看法和黑子非常相似:“她很想回来，回来她有问题，她的三哥是个军人，爸爸也是个军人，但是那时候由于假护照事件的影响，她已经离开了台湾地区。假护照事件按台湾地区的法律来说是很严格的，伪造证件是可以判死刑的，她不敢回去，所以到了美国，在那里她认识了成龙。当她的歌曲在大陆红了之后，蒋经国就让有关单位不再追究她了，然后就叫她回来劳军，台湾当局就用她做很大的宣传。我曾经想通过红十字会的名义请她过来，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找我，大约是1987年左右，希望邓丽君能来大陆演出。我跟香港分社的负责人见过一面，探讨了可行性。我问邓丽君，她说她也有苦衷，主要是身体不是很好，她那个时候比较臃肿，正在治疗过程。政治因素也有，那时候她的哥哥提升到少将，是邓丽君没来大陆的原因之一。”但这种说法和邓长禧的说法有些出入。 黑子不无遗憾地说:“我做这个行业有两大遗憾，一个是她，一个是迈克尔·杰克逊，杰克逊我当时都谈成了，那个年代把杰克逊谈成了是很难的，合同到现在我还留着呢，108页，每一条我都做了准备，那时候他还答应我提供500万美元建一个迈克尔·杰克逊小学，当时最后一道关没批下来。” 亲情中的邓丽君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记者除了采访到了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也在“无意”中知道了邓丽君在刚刚出道不久后的经纪人、新加坡人管伟华先生，管先生现居天津，依然从事娱乐行业。记者去天津采访了这位经纪人。 谈起邓丽君，管伟华便神采飞扬，他说他跟邓丽君真是有缘分，虽然名义上是经纪人，实际上他和邓家好像是一家人，他还告诉记者，他的生日和邓丽君的忌日都是一天，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巧合。 “我跟邓丽君认识得比较特殊，当时台湾有支女子乐队，我去看她们，邓丽君也去看她们，就这样认识了。认识的时候我当时在越南搞第一场演出，那时候越南正在跟美军作战，很危险，没有人敢去，我是第一个去的，邓丽君也去了。我从小就很有勇气，什么地方都敢去，21岁时就带团演出，他们也相信我。我后来常带她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一带演出，前后大概两三年的时间，直到她去日本。” 邓丽君留给管伟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聪明、善良，在他们一起合作的日子里，他们更像是朋友，而不是一种雇佣关系。管伟华感慨道:“过去这么多年了，很多我们熟悉的人都过世了，现在的人没有我们那时候有感情，我在新加坡搞过很多慈善演出，邓丽君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一分钱。不像现在，歌星还要住总统套房，她最多是想住在一家新饭店的新房间。邓丽君见我第一面就叫我教她游泳，我跟邓妈妈在旁边谈生意，她在游泳池里，死活要拉我下去。我跟邓丽君之间的感情不像一个纪经人和艺人之间的关系。那个时候很单纯、很快乐。” 邓丽君是一个比较好学的人，而且人非常聪明，管伟华说:“她学东西很快，学法语，她都讲得很好了，我们还不会。学开车也是，她都可以开车到处转了，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开呢。她在去日本之前，一场演出最多可以拿到500美元，而到了日本，每天只给她100美元。但是她还是去了日本，也是为了学习。刚开始去日本，挺苦的，母女在那里熬了那么久，非常不容易。”这就是后来为什么邓丽君可以用粤语、闽南语、日语、英语和马来语唱歌的原因，她在语言方面非常有天赋。 另外，邓丽君没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工作，四处跑码头唱歌，和大人一样养家糊口。“她没有什么童年，有时候遇到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人，会耍耍小性子，但这都是很正常的。她人非常善良，而且没有架子，对金钱向来不是很看重的，她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很顺其自然的，不像那种勾心斗角出来的。”管先生讲起往事，感觉历历在目，“她不是那种很刁蛮的女孩子，跟她在一起玩，很能够跟大家融在一起，我们去越南，乐队的人在一起打牌，她总会跑过来踢我们一脚，像小男孩一样。” 同样，在管伟华的眼里，邓丽君的母亲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采访中，他总是亲切地称之为邓妈妈，“我就喊他邓妈妈，她和我的亲妈妈一样。邓妈妈是很善良的人，从来不像有些星妈那样，有时候，她为了保护女儿，是很可怜的。当时很多人都在欺负邓丽君，邓妈妈的功劳很大，她就是一个单纯的人，不像有些明星的妈妈总是争排名，通关系啊，太多事情了。邓妈妈都告诉邓丽君，不要去争这些。” 邓长禧在谈到母亲的时候说:“我妈妈是典型的北方妇女，任劳任怨，家里五个小孩，小时候家里生活环境不好，父亲做一点小生意，入不敷出。她的毅力反映到我姐姐身上，她常常告诉我姐姐，凡事退一步想。她也是我姐姐的精神支柱，每次我姐姐遇到挫折，她都去鼓励她。有一次，姐姐脚扭伤了，便发脾气说，不在日本呆了，回台湾。妈妈说，那就回去吧。然后给姐姐做好吃的饭菜解乡愁。在我眼里她就是个贤妻良母，父亲的脾气比较刚烈，但是他们很少吵架。” 在管先生看来，邓丽君的单纯、善良和没有正常的童年可能是导致她一生感情生活不顺的主要原因，“后来，她经历两次最大的情感挫折，她和成龙的事情，我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变化，而她跟郭孔丞的事情让她变化太大了，他们之间的恋情对邓丽君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郭家全家大都没意见，只有郭孔丞的奶奶不同意，邓丽君的命就是这样，如果他奶奶过世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当时人都把她当成郭家媳妇了，郭家奶奶认为歌女不能进入名门望族。”管先生说，“所以，当她选择了谁的时候，都是真的，她也不隐瞒自己的感情。但是可能她太忙，当她红了，可能真的没机会去谈恋爱了。碰到郭孔丞可能是最好的了，因为双方都很合适。还有一次，她喜欢一个男孩，但是追她的是这个男孩的叔叔，结果这个男孩把她让给了他叔叔，但是邓丽君不喜欢他叔叔。” 在谈到邓丽君的感情生活时，黑子非常感慨:“邓丽君这个人在感情上挫折比较多，其实她个人生活是挺悲惨的。她去世之前跟一个法国人，我相信那个法国人确实跟她有感情，但是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感情，超越了文化，都不现实，它只是暂时的。如果她没有去世，他们之间这段感情一定会结束，她是个很中国化的人。她命中注定有这么一个地位，也命中注定会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走了。上帝安排每一个人是有他的道理的，就让她起到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再用这么样的一个形式走开。我反而觉得对她来说是个好事，我不敢想，她如果活到现在，会是个什么心态，也许是个悲哀，这是很可能的。” 后记 在这次采访中，记者本来想借这个机会搞清楚邓丽君出版过的唱片。邓丽君究竟出版过多少张正式的唱片，又出版过多少张精选唱片，唱过多少首不同语言的歌曲？是记者一直感兴趣的。但是当邓长禧告诉记者，他创办的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都不清楚这些数字。到目前为止，他们能提供的数字也只是出过三百余张唱片，唱过两千多首歌这样笼统的数字。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最初的台湾两家公司宇宙和海山，在后来把版权转让给了很多家公司，所以，拥有版权的公司都在出各种邓丽君的唱片，以至于在人们概念中《淡淡幽情》、《漫步人生路》这样的专辑都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想查证出这些头绪，几乎不可能。■

谁是邓丽君 ◎ 师永刚 2005-05-13 怀念一个人的方法是什么？纪念自己或者某个时代青春痕迹的有效方式是什么？ 2005年5月8日，我拿着刚出版的《邓丽君私家相册》（大陆作家版）、《邓丽君全传》典藏版（CD+个性化邮票）（香港明报版）、《邓丽君映画存真》（台湾联经版）以及参与策划的《何日君再来》5集纪录片（香港凤凰卫视），托台湾的一个朋友，敬献在台北金宝山邓丽君墓园，燃香一炷，以此纪念一代歌星邓丽君。至此，我历时4年时间所进行的推动邓丽君“登陆”的几项活动，出版《邓丽君画传》、《邓丽君私家相册》等4个不同版本的书，策划完成了200分钟的纪录片，以及数个不同语种的版本，终于在邓丽君辞世10周年时完成。 而这个近乎于庞大与疯狂的工程，仅仅是出于我对邓丽君的喜爱这样一个私人的理由，是我纪念自己青春的一个方式。 70年代青春痕迹 最初听到邓丽君是在遥远的1984年某个平静的早晨。我走在山西小城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呆挂在街道边电线杆上的有线广播里，忽然传出异声:“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歌声温软，极富穿透力，在晨间的炊烟中飘浮。那天的景象与歌曲相契在一起，如同一首情景MV。在晨间的80年代气质里，永远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那时我13岁。老师告诉我，这歌是一个叫做邓丽君的人所唱，她在台湾。 我偷偷地用学到的简单的地理常识，查到了她与我的距离:3700公里。但我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越过这个地理距离，走到她的身边。也许我的一生中，会有某件事情与她相关。此后，我几乎有意识地寻找在大陆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她的资料。1985年，我看到了她在大陆惟一一次接受的采访，那张报纸是我接近她的开始。无数张被用录音机翻版的她的歌曲以及偶尔透过短波传到内地的音乐会，做一个盲目而又乐在其中的歌迷，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她的歌曲，认识了更多的相似的人。才发现，她在中国30岁之前那一代人心中的影响力，几乎成为这部分人成长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真正接近她是在4年前。那个夏天，我在香港的中环行走，远远地看到一幅她的海报，听到那首熟悉的歌曲。后来我发现那天是5月8日，是她去世五周年的忌日。我才吃惊地发现，她真的已离开我们有很多年了。 我跟着人们，走进了她位于香港赤柱的别墅群。那座房子刚被当成纪念馆不久。她最后的情人保罗也因她去世。附近的居民有许多关于邓氏的传说，如半夜会听到有人在这里唱歌，还有人看到她唱着《甜蜜蜜》。而那天我还遇到一个台湾的“疯子”，这人称自己是邓丽君附体，还带了一帮记者在那里解说她被附体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她是活在想象中的人，死后也仍然活在故事与想象中。 邓丽君的文化符号 这是另外一代人的问题。时间总是会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分开。但这中间的分水岭是什么？我一直想分清代际间的区隔。后来才发现，每一代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就像1980年后这一代人的象形物是网络、电视，或者很快流传但很快消失的王菲、韩流、日剧之类。不确定与随机的变化成为他们决定这个时代特征的标准。 站在他们之前的人则单纯与专一得像他们的年代的遗产。他们心灵最软处，印记的不过是邓氏一夜风行的不同歌曲，以及拖地的喇叭裤、可口可乐或者卡式录音机。邓丽君这个名字其实已与他们的成长经历相互纠缠在一起。在这些人的年轮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唱片的密纹组成的青春的印迹。 这个时代的爱好与那个时代的爱好其实有巨大的区别。在香港，我认识一个庞大的邓丽君歌迷会，他们的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上。更多的是一些40多岁的政商两界的闻人。他们定期聚会，保持着安静的热爱与小心的对她的拥戴，那是一种对自己心灵中某种安慰的最好的保护。他们少了那些少年面对偶像时的狂热，也少了那些少年易变的热情，他们一生中只保持了这么一种简单的爱恋，如同终生归一的传统爱情，历久不渝，向死而生。 在大陆，15岁的小侄女问我“邓丽君是谁”的话不久后的一个夜晚，她忽然来找我，要我借给她几盘录音带。原来她当晚看了黎明与张曼玉演的《甜蜜蜜》，那是个好电影。 当然用这样的东西怀旧，来让另一代人借重，我心酸。邓丽君已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不同的印记。我揣摩过每个人如何看待邓丽君。后来发现答案总不得要领，就像你爱一个人，难道能说出是爱她什么吗？ 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邓丽君去世6周年纪念日时，在我供职的杂志上，刊发了对邓丽君弟弟邓长禧先生的采访。邓先生是个持重而又干练的人，他是几兄弟中受姐姐传染最重的人，举止行为都与她相近。而他也理所当然地承担了接待姐姐事业的打理者的角色，现在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掌门。在接受我的访问时，他已把姐姐当成了一份理想式的事业来经营，我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我并不了解的一个人的可以解释的真相，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公开的关于她的说法。但更多的呢？ 我记得那是大陆上首次用邓丽君做封面的杂志，没有想到，多年后，仍有读者来电话，问我，可否把当年邓去世时的一些场面，制成VCD送给大家？这是一位武汉50多岁的老妇人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的身边至少有几十人，都喜欢邓丽君，她们早晨晨练时放的是邓丽君的歌曲，聚会时的主唱曲目也是这些，还不时公开一些自己搜索到的她的唱片，尽管百分之百是盗版。 但这是她们惟一可以看到的东西。其实我知道，有更多的人与我一样，想看到一个真实的邓丽君。想看到她像我们普通的一面，这种危险的想法其实有可能让她恢复成像我们普通的灵魂一样，回归尘土。但有多少人一直想让她只在想象的天堂流传，而不愿意让她回归自己身边？像她的歌一样，可以接近，可以闲聊。如同我们庸俗的人间。 也许从4年前在香港看到邓丽君的那一时刻，用自己的笔去为她撰写一本书的愿望就开始了，一切都在下意识中进行。我所能做的就是，找到那些我自己渴望走近的真相，以及一个人最真实的那一面。其实运作这本书的过程就是真正认识她的过程，我想告诉这个时代，一些声音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因为他们就是我们成长的标志或者路牌。 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快去采访吧，当年邓丽君身边的人已消失得差不多了，他们很可能会带走这个女人所有的秘密。一生跟随她东走西跑的邓家老太太也已80多岁了，他的弟弟也已50多岁，当年在香港价值7000万港币的别墅，现在已标价3600万港币，房子开始贬值了，但她的歌声却仍然在这个时代保持着自己的价值。 几十年了，邓丽君仍像当初一样，悄悄通过盗版进来，如同她在大陆的地位一样，没有改变。只是她的雕像在上海的一座墓园里站了起来。一部关于她的歌剧有可能在上海公演。至于邓丽君的纪念馆，正试图在上海建成，邓长禧先生说，她生前惟一喜欢的就是老上海。她的唱腔里有许多上海的意味，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让她回家。邓丽君是河北人。她的根在大陆，她的声音已回到了家。但灵魂呢？ 《邓丽君画传》掀动大陆怀旧潮 从决定撰写这本书开始，我就确立了一个标准，就是尽可能真实地写一本不太“隔”的书，我翻阅过大陆那些遥远的充满想象与编造的书，我认为这本书一定要有采访，一切都以当事人说法为准。这之后，我与我的合作者、“中央社”的昭君小姐、杨素先生共同决定完成这个工程，我拟了几十个问题，由他们现场与我电话采访。而那些问题不过是作为一个内地人，对于邓的好奇所积累的疑问。用这样的形式持续了半年，终于完成了这本书。 这本书代表了我们对她逝去多年后的公众化撰述，我们试图不再去在一些细节上构织她的往事。我们先后在台湾，采访了邓家许多人，甚至去了她的老家芦洲，这是一个古老得只有故事的地方，现在邓丽君也在成为那里的故事、古迹与历史。 这本书试图找到真实的邓氏的命运纹脉。我们没敢用戏说的笔法去描述她的一生，甚至邓家至今都讳言的情事或者旧事。这些如同新闻记录式的报道，只是想告诉喜欢她的读者，这个人的一生，歌声、故事、政治影响的命运，神秘的天音、身后的光荣与无法掩饰的苍茫、世事中的音乐以及被音乐影响后的人间等等。 这本书是在大陆目前惟一可以看到的关于邓小姐当年真实纪录的影像，那些模糊的片断，组成了我们不了解的这个女人真实神秘的一生。由邓家独家提供的近百张代表她一生中最灿烂时节的照片，这些照片将会成为我们追寻她一生的真实凭据。 而我们决定随书赠送的一张VCD，内容包括由邓家首次公布的惟一一首没有公开的邓丽君的真实原唱以及邓丽君的一个纪录片，因为种种原因，许多邓的影像仍得被删节后才可以面世，但我相信这是大陆人首次看到这位女星隆重而又极尽哀荣的葬礼，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内心就被打动了，我想，这本书至少要体现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尽可能多地为大陆喜欢邓丽君的读者提供一些原生态的东西，而这些真实的东西其实就是最珍贵的东西。 这本显然带有我个人渴望了解这个人物的私心所建构的书，包括了对于她的私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全面展示。但她弟弟邓长禧先生却对这本惟一让他进行“审查”的书，发表了“过分”与令我吃惊的评价:《邓丽君画传》是一本可以完全代表邓丽君的授权著作。这样的话显然有着更多的私人原因，我认为一本传记的公正与立场再次受到了考验，这显然是一本被家属删节过了的传记。邓先生显然另有所指，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一直就担心有人对于自己姐姐的不实传闻与猜测性的说法，抱以不满。在我最初提出为邓丽君撰写一本传记时，他的理由仅仅是“当时本人仍是未置可否，并希望能看到书稿，再表达意见。这也是由于市面上有很多有关邓丽君的传记都是未经过细心查证、东抄西抄、歪曲事实的文章，本人深为担心市面上又要多出这么一本同样风格的作品……” 这本得到邓家授权的传记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仍然不能称得上是一本信史，或者公共史，因为其中邓家删节掉了许多他们认为不可以讲的故事，比如与保罗的情感，比如与其他人的传闻，他们甚至带着家人固有的抵触，尽管我坚持以自己的想法去坚持保留了大多数的说法，但仍然有部分说法经过我们查证确认的事实没有能够面世，这是本书大陆版本的遗憾之处。 这本书被海外媒体称为大陆全面解禁邓丽君的一个开始，也是她复登大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甚至CCTV也放了她的歌曲，这本书至少成为使邓丽君能够在去世8年后，公开“登陆”的一个契机。而世间对于这本书的热爱也令我们大为鼓舞，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据称是标准的邓迷，坊间传其到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一次性扫货二十多本，分送诸位友好，后来不够，又问出版社去要。像沈先生这样的大陆邓迷众多，有许多年轻人，买了这本书送给自己的父母，作为礼物，因为这是他们父母那一代人的偶像。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竟然在台湾和香港引起轰动，大陆简体字版本至少有上万本流入这两个地方，《中国时报》看中的仍然是她的政治意涵:“小邓登陆，再掀10亿人怀念潮。” 邓丽君公共史的私人表达 《邓丽君画传》的出版，尽管取得了成功，但我相信这本充满遗憾的书，肯定没有完整地展示邓丽君。我一直不太相信那些文字所表达的对于历史的描述与接近方式，许多事情一旦变成文字就十分可疑。纸张的发明保存了历史，但我相信，有许多历史如果能够重新来过，绝对不会是文学家所描写的样子，也许有些历史本身更为生动，也许有些历史同我们的庸常生活一样了无意趣。照相术的发明留下的虽然是摆拍下来的表情，但那种真实，至少令人们找到了可以触摸的表情。 “但，能说话的会是什么？”我怕我们的描述同样陷于文学的想象中，只是增加了另外一种想象的历史的重述，甚至曲解。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了“这些照片”。“这些照片是会说话的真实的影像。她远比我们的描写真实，也远比我们发现的解读历史的方式真实，因为照片保留着当时她的想象力与眼神，甚至当时的细节。”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香港TNT发现了大量邓丽君在不同时期的图片，那些图片因私家性而令我眼前一亮。那是另外一段从未被发现的历史，那段历史的真实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我在旧图片中发现了新的邓丽君。比如惟一订婚的对象的合影，比如与成龙、与秦祥林在一起的，比如假护照原件等等。这些图片让我大开眼界，同时也深为上一本书的遗憾而不安，能否为邓丽君再出一本私家相册，以图片来串联起她的一生，以文字来注释而不是主导解读权的方式出版一种新传记？ 我提出了一个为邓家编一本邓丽君私家相册的想法，出于对第一本书出版所建立的信任，邓先生同意了我的想法，但后来我发现，这同样是一个有点难度的事情。显然台湾不是一个保存邓丽君图片的地方，在一次台风中，大量的原始的邓氏图片，被大雨给淹没了。那些泛黄的记忆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我拿到的一大堆近万张图片的效果并不是太好。这种抢救的心情反而越发急切。但我发现，这种合作仍然充满变数，我挑选出来的可能真正会让大家感兴趣的历史现场的照片，比如与邓相关情史的主角图片，包括有点私密性的图片，被邓先生在复审时去掉了。我打电话去找他，他只听我的解释，但仍然不提供那些我认为虽然庸俗但很真实的图片。我一直想向他表明一个道理，就是邓丽君是一个公共人物，虽然我们用私人的方式去达致公共史的方式并不一定是准确的，但肯定是现实的。而且那些东西是历史。邓先生对于我的解释保持着沉默，我理解他的情感，却不愿意再去妥协了。 我决意通过另外的渠道，找到这些图片，在香港，我请一位记者朋友拍到了惟一与邓有过婚约的郭先生现在的图片，透过成龙的某位朋友拿到了成龙与邓在一起的3张图片，更多的信息则由台湾的媒体朋友提供，他们找到了当年邓丽君出示的所谓的假护照复印件，以及她去世时的医院证明等。这些比我的描述有力得多。而为了澄清邓丽君特务事情的真相，我们采访了当年主理此事的谷正文先生，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并且提供了自己的图片。以图求证，以文佐证，这是我们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做法。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邓回大陆这件事上，我们找到了更有力的当事人的说辞。历史就这样在存真的情况下，得到了再现。 而关于邓与保罗的大量图片，则来自于一位邓丽君迷。她在泰国清迈居住，早年贩卖唱片，邓丽君曾光顾过她的店，在我们去清迈寻访时，她提供了这些图片，有一部分就是她本人帮着他们拍摄的，比如邓丽君去菜场，去吃饭的镜头。 在这本书的精装本中，我们附赠了一套早年邓丽君主演的电影光碟《歌迷小姐》，是30年前的东西，那家制片厂消失了，但电影还在。而我还可以送给邓氏的另一个礼物就是帮助邓家拍摄了一部长达200分钟的纪录片《何日君再来》。 这本书邓家曾要求相册在出来前审定，但我坚持了自己的想法，不许删掉这些照片，邓家默许了。邓家最后的家长邓妈妈也在去年辞世，与女儿在天国相会了。这本书中的许多图片里都是她与女儿在一起，现在她去世后，也与自己女儿的墓园相隔不远。她生前也很支持这本书的出版，但却未能看到本书，是为憾。 这本以私家名义出版的书，使我们找到了纪录时代人物的一个方式:以私人性达致公共性，以私人史显影公共史。 这应当是一本以私家名义撰写的邓氏公共史。■

那是台湾音乐的石器时代 ◎ 郭娜 2005-05-13 1995年5月28日的邓丽君葬礼，像一场台湾地区政要显贵的法事。佛教机构慈济功德会主办，宋楚瑜任治丧委员会主席，连战亲往。事后，有四张报纸和一家电视台把李敖名字放入参加者名单，李当即去信要求更正，理由是:“近年我的朋友爹妈去世的大有人在，朋友看了报，会奇怪你李敖为何不参加伯父伯母的丧礼，却去参加小邓的丧礼，岂不怪罪于我？”10年后，李敖讲起这段掌故，感叹自己晚生了50年，没有赶在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最高的五四时代。而邓丽君，这位在我们心中最柔软处歌唱的“淑女、才女、奇女子”，正如李敖所言:“一个恰当的人，站在恰当的地方，生在恰当的年代。” 经济起飞期的和弦 听邓丽君音乐长大的香港文化评论人梁文道感叹:“邓丽君的风靡，就好像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伴奏音乐，它简直成了我成长期的噩梦。”1970年生在香港长在台湾的梁文道，16岁返港，后在美国有一段生活经历，如今离开香港商业电台一台总监之位，在凤凰卫视做主持人。“小时候，我念书地方离家很远，每天坐公车来回两个小时。开公车的师傅是国民党老兵，每天只放邓丽君的录音带，我一直听了10年。” 那刚好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研究历史的人把1966年作为台湾社会的转型期。那时台湾地区工业产品出口超过农产品出口，至1981年，随着台湾地区跃入“亚洲四小龙”行列，邓丽君的歌也随台湾文化工业升级运动，输出至全球每一个有华人的角落。在梁文道的记忆里，“那时刚好音乐的软体介质由唱片变成了卡带，翻录容易了，邓丽君的歌成了华语圈对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起飞期后，大众生活安乐起来，开始厌倦哀伤的日本哭调闽南语歌，喜乐的国语民歌小调和国语流行歌曲成为新宠。邓丽君父母是大陆移民，长在上万户南腔北调的国民党老兵聚居的眷村，这些正是拿手好戏。”忆起经济起飞期的台湾唱片业，庄奴称其为“石器时代”，“刀耕火种也生机勃勃”。生在北平的庄奴，写了邓丽君一生70%的歌词。在这位83岁老人的记忆里，1949年他来台湾时，文化界完全是“洪荒时代”:“长达50年的日本统治不允许台湾有大学，台湾唱片业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日本投资的哥伦比亚、胜利唱片，早年台湾只有日调改编的闽南语歌。国民党赴台后，来自上海和香港的海港派国语歌涌入，后来苏小明在大陆唱红的《绿岛小夜曲》是台湾1954年正式灌录的第一首国语歌，由香港人创作。台湾本地国语歌创作力量此后开始成长。台视电视剧让国语主题曲与插曲的创作需求加大，台湾第一家电视台主办周末的‘群星会’给了唱片公司捧星的机会，台湾的唱片业于此时开始拓展国语歌市场。”1969年，台湾第二家电视台中国电视公司开播，首部国语连续剧《晶晶》，就找上邓丽君唱主题曲。这首主题曲一夜间红透半边天，终于让录了几张唱片的她有了自己的成名曲。 “邓丽君一红，台湾国语歌就成了台湾乐坛的主流。唱片公司开始给国语歌投钱。那时候我们有一个Group，人人都知道庄奴、汤尼、左宏元是邓丽君的铁三角，这个组合写出来的歌，闭着眼睛就能红。”庄奴讲起那个黄金年代异常兴奋。邓丽君的启蒙老师左宏元补充道:“70年代琼瑶电影大卖，她一见邓丽君就如获至宝，甚至希望所有的插曲都由邓丽君唱。”在庄奴的记忆里，当时他和左宏元经常忙到藏进宾馆躲债，只有太太知道联系方式。邓丽君的代表作《甜蜜蜜》便是庄奴5分钟内脱口而出的“急就章”。庄奴喜欢讲起这个故事，那时唱片公司拿着一首印尼民歌的曲谱来找庄奴，他只问了一句谁唱，知道是邓丽君，边唱谱，“脑子里想着她歌甜人又朴实，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歌就这样自然唱出来了”。 一生写过3000多首作品的庄奴这样总结邓丽君创作团队的成功经验“很简单，三个字，向钱看，老板为什么付钱我们写什么。在台湾社会，没有钱的文化就等于没文化”。庄奴抗战前就读于中南海里的中华新闻学院，抗战时参军当了机械师，部队过黄河时把名字改作黄河，到台湾后，取宋词“庄奴不入租”作笔名，“庄奴”意思是佃户，所有听歌的人就是他的地主。“那年代大众喜欢的歌有四个要素，词短、精湛、写情、有语句再现。罗大佑的歌词太难，老百姓不懂，记不住，只有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喜欢。如今时代不同了，我称作台湾歌坛的战国时代，什么风格都有。创作者天马行空，自我标榜，再不会产生邓丽君那样十几年掌控华语圈风潮的艺人了。” 最后一位海港派“跑码头”巨星 在台湾音乐圈，邓丽君是海港派国语流行歌曲的代名词。关于“海港派”这个词，一说是上海和香港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曲风，一说是码头风格的江湖唱歌方式。60年代起，台湾歌厅、夜总会门庭若市，“海港派”成了歌厅风格的别称。 张爱玲说:“中国的流行歌曲，从前大家都有‘小妹妹’狂。”为了贴补家用，邓丽君10岁开始跑歌厅，除了流行的黄梅调和反串，还能唱一口带着童音的上海歌女时代曲，正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小妹妹，看傻了满台北的歌厅男女。让人想起亦舒当年说周璇的话，“她本身的故事更感人。她的歌声太纯洁，充满了阳光——小妹妹似线郎似针，唉呀穿在一起不离分——太过乐观。即使在问何日君再来的时候，伊还是充满了希望，我很受感动震撼，想象着那位‘君’终于回头与她团聚，然而生活却不是这样的”。 有人看不惯这种太过娇弱的表演，更多人觉得这风尘女子气质和清纯娃娃脸间的暧昧情致很受用。这似乎成为邓丽君性魅力的终生密码。 台湾歌厅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日据时代。那时的歌厅叫做“那卡西”，意思是“走唱”、“游民”。梁文道饶有兴致地讲起“那卡西”的掌故，当时在台湾有两种，一种是上海风格，正如白先勇笔下的“金大班”；一种是本省人的去处，唱闽南语歌，阳明山脚下的北投温泉是当时的圣地。歌厅里弥漫着欢场仍是命的氛围，所有的男人都是离乡游子，所有的女人都是天涯歌女。 到了邓丽君的时代，本省闽南语歌厅开始衰败。在庄奴回忆中，60年代台湾已经形成讲闽南语落伍，讲国语高尚的风气。1963年，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创下连演162天、930场的空前记录，黄梅调引发的思乡情也弥漫了歌厅。黄梅调反串成了邓丽君日后在台湾及香港地区、东南亚“跑码头”的保留节目。戏曲腔、民歌小调、上海歌女腔，作为大陆移民女儿的邓丽君，唱法上糅合了那个时代200万客居台湾族群最窝心的三种腔调，加上她的声音、她的样貌，任何一个模仿者再难以替代。晚两年被发掘的本土天后凤飞飞和苏芮，岛内影响力并不亚于邓丽君，但歌声和形象更西化，更受学生和上班族喜欢。据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里，外省移民和他们的第一代占多数。还有“天天吃素，偶尔开个荤”的兵役期男孩。梁文道童年记忆里的邓丽君，经常被作为当局形象出现在正统大型节目里，即便是赴日的5年间，“想来是她的国语传统形象能更有效地统一台湾族群，”梁文道说。 邓丽君在日本发展的5年，正是台湾“乡土意识”成熟期。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早年的“全盘西化”主张，余光中是其中的主将。乐坛上同期发起“中国现代民歌”运动。1976年，一个小动作掀起一场大运动，画家李双泽在一次演唱会上向观众席扔了一瓶可口可乐，并大喊“唱自己的歌”，台湾乐坛以此为标志开唱“中国现代民歌”。那年杨弦用余光中的诗作歌词，在台北中山纪念堂唱了他写的新歌，其中便有我们熟悉的《乡愁四韵》，会上推出的作品被收录到杨弦的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之中。跟随其后的，是侯德健、孙仪、叶佳修、梁弘志、施孝容、谭健常、李建复。 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脑，余光中1973年发表的《现代诗怎么变？》常被人们用来诠释台湾民间的“乡土运动”和“中华文艺复兴运动”。他说:“相对于洋腔洋调，我宁可土头土脑，此地所谓土，是指中国感，不是秀逸高雅的古典中国感，而是实实在在的纯纯真真甚至带点稚拙的民间中国感。回归中国有两条大道。一条是退化中国的古典传统，以雅为能事，这条路10年前我已试过，目前不想再走。另一条是发掘中国的江湖传统，也就是尝试做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带点土头土脑土里土气的味道……不装腔作势，不卖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滥用典故，不效颦西人和古人，不依赖文学的权威，不怕牛粪和毛毛虫，更不用什么诗人的高贵感来镇压一般读者，这些都是土的品质。要土，索性就土到底。拿一把外国尺子来量中国的泥土时代，在我，已经是过去了。” 以这段话看邓丽君式的“乡土味”倒极贴切。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场运动在台湾音乐人中积聚的能量，创造出邓丽君一生最深入人心的佳作，有乐评人称之为最“中国”的现代民歌，它们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甜蜜蜜》、《在水一方》、《又见炊烟》、《我只在乎你》……以及于邓丽君30而立生日之时首发的宋词专辑《淡淡幽情》。自此，辗转奔波了20年，“跑场子”出身的海港派歌后化羽成蝶。如今，她的歌依旧温暖着华人圈的家国梦，而她，如海上花幡然幻灭。 多年前，一场演唱会上，邓丽君站在漆黑的舞台边，独自吟出这样的开场白:“我唱歌的时候尽情地唱，你接纳多少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情感应和我不知道。我不禁想起D.H.劳伦斯的两句诗‘我细聆静寂中的你。在这里面，我细诉之时，感到你以沉默，抚摸我的句语，以我的句语，作为奴隶’。”■

《甜蜜蜜》背后的邓丽君 ◎ 马戎戎 2005-05-13 对于5月8日这个邓丽君去世的日子，香港人并没有表现出多么格外的重视。凤凰卫视在“五一”期间播出了150分钟的专题片《何日君再来》，亚视也播出了名为《倾城怀念邓丽君》的专辑。香港邓丽君歌迷会投资100万港币制作的舞台剧《感受邓丽君》将在6月9日公演，但似乎仅此而已。所以香港女编剧岸西想了半天，在电话里说，好像动静不是特别大。这不禁令人想起她编剧的电影《甜蜜蜜》里的一幕，来自大陆的黎小军和李翘在香港街头卖邓丽君的磁带，却无人来买。后来他们才知道，在80年代的香港，喜欢邓丽君的人都是从大陆来的新移民;谁来购买邓丽君的磁带，无异于暴露自己的大陆身份。 中转站，香港 邓丽君在香港红的时间，其实很短暂，而且远没有在大陆那样老少咸宜。岸西回忆说，70年代的时候她上中学，总觉得邓丽君是妈妈才喜欢的歌手。这一记忆印证了曾为邓丽君写过歌曲《东山飘雪西山晴》的音乐人向雪怀的说法，作为香港作词家作曲家协会副主席，向雪怀从70年代就开始写词，与邓丽君合作过多张专辑，还是邓丽君在日本发展时的唱片制作顾问。向雪怀说，在70年代，喜欢邓丽君的香港人大多是比较成熟的阶层。向雪怀还认为，邓丽君来到香港，最大的成功是与宝丽多唱片公司（后来的环球唱片）合作。当年的宝丽多走国际化路线，对艺人的管理和策划都想得更为深远，这直接决定了邓丽君日后能够在东南亚和日本的发展。 邓丽君第一次到香港是1969年的12月27日。岸西说，邓丽君到香港之前，国语歌曲正在香港走红，代表人物是台湾的姚苏蓉、青山和尤雅，当时香港人认为粤语不上台面，香港本土的音乐人也以能够创作国语歌曲为荣。那也是香港经济崛起的年代，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工商界的盛会:工展会。工展会的目的是为向海外展现香港制造业的实力，拓展对外贸易，而很多机构亦借此机会通过举行类似慈善演出的活动拓展自己的知名度。在演出中，歌手靠演唱来募捐善款，一个歌手能募捐到善款的多少，往往能代表这个歌手的人气。邓丽君参加的“白花油”之夜，就是这样的活动。在“白花油”之夜，16岁的邓丽君筹得善款5100港元，成为当夜的“白花油皇后”。之后，邓丽君开始在香港跑场。 根据岸西的回忆，当时香港的场子分两种，一种是给上流社会消费的高级夜总会，那里只唱欧美流行歌曲；一种是给平民消费的歌厅，唱的是国语歌曲和黄梅小调。记得香港报刊上曾经登载过一位和邓丽君跑过场子的歌手回忆说，当时邓丽君跑场子很凶，一天跑五六个，每天能拿到的薪水是当时普通打工仔两个月的收入，18岁就在香港买了别墅。而邓丽君在这一时期也以“邻家妹妹”的形象示人，向雪怀说，当时年轻人都很喜欢邓丽君的形象，因为她总是留着齐耳短发，带着甜甜的笑容，唱歌也是甜甜的情歌。他还记得，当时邓丽君拍了一部叫做《歌迷小姐》的电影，扮演一个被大歌星发掘的爱唱歌的女孩子，在里面的形象是扎两个小辫，穿白衣黑裙，一蹦一跳地唱歌，那歌词是“有一天我会站在大会堂，十大歌星我上榜”。后来，向雪怀进娱乐界之后发现，那就是邓丽君的本来性格:一个温柔活泼又带点淘气的女孩子。向雪怀回忆说，那时，他们为邓丽君录音，从来没有见她发过脾气摔过话筒什么的。 严格讲，邓丽君真正专注于香港的时间只有4年:1970、1971、1972和1973年。1974年，香港人有了自己的本土明星:许冠杰。许冠杰的走红，是靠了一套粤语市井喜剧《鬼马双星》，他和哥哥许冠文在里面用最俚俗的粤语口语和大量“下三路”笑料成为当时香港市民最喜欢的喜剧明星，他自己也乘势推出粤语歌曲专辑《鬼马双星》，开始了香港乐坛的粤语时代。另一方面，上层人士的娱乐趣味依然是英美大片和英美流行歌曲，这趣味甚至影响了年轻人。向雪怀说，即使在70年代邓丽君最走红的时候，她也不是中学生的“梦中情人”。当时，他自己的梦中情人是美国影片《时光倒流70年》里的女主角，而邓丽君的脸胖胖的，不够欧化。 漂泊的歌女 在粤语文化和英美文化挤压之下，邓丽君开始开拓东南亚市场。当时，随着台湾、香港地区经济的发展，华语文化刚刚在东南亚流行。邓丽君在东南亚的第一场演出，正是受台湾丽风唱片公司老板林振发之邀，在他1972年在马来西亚开幕的五月花大酒店演唱。有一张当年的照片是邓丽君穿着《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戏装在演唱，想来唱的应该是黄梅调。 黄梅调是60年代在港台平民文化中流行一时的曲调，它风行的源头可以推到30年代上海歌舞厅里的黄梅小戏，但真正成为类型，则得益于五六十年代台湾邵氏影业推出的“黄梅调”电影。1959年，香港导演李翰祥为邵氏拍摄了讲述正德皇帝与李凤姐的故事的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当时的“亚洲第一美人”林黛出演李凤姐，此后整个60年代，香港、台湾影坛笼罩在“黄梅调”中。60年代最有名的黄梅调演员当属凌波，当年她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台湾万人空巷，时至今日，台湾传媒提到凌波，无不以“梁兄哥”呼之。 黄梅调本是民间小调，唱黄梅调出名的女角，形象也是相似的:甜美、调皮，却又有些红颜薄命。台湾学者陈伟智曾出版过一本名为《我爱黄梅调》的电影文集，在书中，他也发现过这一有趣的联系。女编剧岸西敏锐地将这一形象总结为“歌女”。岸西说，香港人心中有三个著名的歌女形象:周璇、邓丽君、梅艳芳。邓丽君是香港人记忆中国语时代最后的歌女:总是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永远在漂泊；永远带着甜蜜的笑容，但联想到她的个人身世，你会觉得那笑容里满是凄凉。 或许正是如此，在电影《甜蜜蜜》中，岸西才会和导演陈可辛一同将邓丽君作为一个时代的背景。陈可辛说，虽然邓丽君在香港红的时间并不太久，但很多人都将她作为一个精神符号。他自己把这种精神归纳为“流离”:永远在漂泊，永远没有终点。陈可辛曾对媒体说:“你知道，香港从来不是华人的终点站。几百年来，华人一直在跑来跑去，香港永远是他们的一个码头，一个中转站，而不是停靠的港湾。从前如是，现在亦如是。”《甜蜜蜜》讲的是大陆青年来香港发展的故事，反映的却是香港人的“无根状态”——“当我们想用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个无根状态的时候，谁最合适呢？我们想，听到她的歌，观众看电影时会一下子体会到那种状态，和戏里人物产生一种共鸣。”岸西这样说。■

gaqimaba

这么长，就冲她翻唱过BEAT IT我也得顶一下，呵呵！

虎虎虎

100年以后《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还会被人们传唱邓丽君是永远的经典。 那个黑子厉害呀在当时与MJ谈下了和约，牛B呀！！！！！！！！

there

有人将她在中国流行乐坛的地位比作，英国的披头士，美国的猫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