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生命——《帝国陷落》评析

片名：《帝国陷落》（《陨落》《帝国的毁灭》） 国家：德国 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 Oliver Hirschbiegel 主演：布鲁诺·冈茨 Bruno Ganz 朱利娅·鲍尔 Julia Bauer 克里斯顿·伯克 Christian Berkel 片长：150分钟 [center]战争与生命 ——《帝国陷落》评析[/center] 战争与生命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陈旧话题，不过从电影《帝国陷落》中，却可以开启崭新的思考。影片根据德国历史小说家阿希姆·费斯特2002年出版的历史小说《垮台》和希特勒女秘书荣格的回忆录《最后时刻》改编而成，以荣格的视角讲述了纳粹德国灭亡前夕，即1945年4月20日至5月2日间，发生在纳粹德国元首指挥部地堡里的故事。 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作为《帝国陷落》编剧和制作人的奥利弗·西斯贝格一直强调：“希特勒不是魔鬼，他也是个人。”影片正是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向观众描绘了作为普通人的阿道夫·希特勒——既不是普遍范围中一直被夸张的魔鬼式人物，也不是少数人心目中的英雄领袖，而是一个同样充当了权力意志和英雄主义精神替罪羊的人，同样是这些意识形态预设的疯狂逻辑的殉葬品，因此把一切战争罪责放到一个人身上，并不利于肃清战争的遗毒。 在对影片中演员们出色、逼真的表演表示赞赏的同时，德国媒体和公众也在思考：是否可以将纳粹德国时期的历史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是否有必要把希特勒人性化？希特勒禁忌的冲破会给德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说：“如果艺术史上存在禁区，那么这个禁区早晚有一天会被打破。打破禁区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禁区不会阻挡什么，而只会遮掩什么。《帝国陷落》让希特勒作为一个人死去，这样表现才能让观众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如果只是将某些单独的人作为战争的罪魁祸首，人们就往往会忽略或者忘掉更大的战争根源——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来源和人性中的暴虐。 影片由两条线索组成：主线是希特勒、教育宣传部长戈培尔和戈培尔夫人，另一条是医生申克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男孩彼德。这两条线索两相对应，焦点集中在希特勒。影片向我们呈现的希特勒是一个高度矛盾的个体。容格打字跟不上希特勒的速度时，他会很温和地对她说：“我建议我们重新来一遍。”但是在面对部下的动摇和叛变他却是毫不手软；在容格请求赐给她一颗毒药的时候，希特勒说：“我倒是宁愿给你一个更好的其他礼物。”但是当斯佩尔认为他的“焦土计划”将剥夺人民继续生存的权利时，他却说：“如果战争失败，人民也损失些算什么呢？”；他命令手下毒死他的狗，然而他又不忍心地转过了头，但是当阿尔伯特提醒他想想人民的时候，他却说：“如果我的人民不能忍受这种折磨，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他残存的人性是与他的纳粹思想相悖的，只是最后他选择了狂热的“权力意志”，而放弃了自己的和所有人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希特勒和爱娃准备自杀，戈培尔夫人哀求他离开柏林，他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明天，我将被上百万人诅咒，那又有什么呢？”也许到了最后，他意识到了自己必须承担由他一手策划的战争悲剧的后果。 医生申克是在另一条贯穿始终、与主线相交、对应的情节线上。他从一位医生的角度出发，出于对生命的理解，救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即使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执行医生的职责——拯救生命。他的奋不顾身、坚定无私，不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和所谓的英雄式的荣耀，而是出于对生命的珍爱。但是他试图救出被“战场纠察队”追杀的逃生的人，却又不得不看着这些老人死在“战场纠察队”的枪下；他劝外交官海维尔不要为了狂热的思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最后的结果还是海维尔“以死效忠”。入目而来的种种情况，与他对生命的态度无疑是相悖的，所以当一个队长说“俄国人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能投降，我们对他们射完所有的子弹，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们自己”的时候，申克发出了他愤慨的疑问：“这种堂而皇之的谋杀和自杀难道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一位父亲到战场寻找儿子彼德，因为他想让儿子活着，但是儿子不愿意回去，他想“为荣誉而战”，就像女孩英格所说：“我们将坚守这个阵地，直到最后一个人。”在战争中失去左臂的父亲愤怒了，他回答道：“哪个阵地？这不是一个阵地，这是个陷阱！”父亲对战争含义的理解，无疑比孩子们更深刻，他看到的不是忽略了残酷的荣耀，而是狂热思想的荒谬和生命的珍贵。后来经历了血的洗礼，儿子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父亲在点着一盏煤油灯的楼梯上等待儿子的归来。妻子告诉他，儿子发烧了，父亲说：“是啊，不过他还活着。”此时，两个疲惫悲苦的人露出了微笑。但是最后彼德的父母还是选择了用自杀告别道德与生存的困境。 作为民族的未来的彼德也经历了精神成长的痛苦过程：从小以战争玩具为伴，侵淫在军国主义纳粹思想中，以少年的满腔热血为了“元首和国家”而战，在受到父亲阻挠的时候，痛骂父亲是懦夫。在得到十字勋章的荣誉的同时，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看到一个个同伴惨死在身边，他动摇了，回到了家。而父母的自杀则让他彻底醒悟过来，决心走出战争，寻找新的生活。 历史悲剧的作用，应该不是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看清引起悲剧和仇恨的那些思想精神源头。尼采的“上帝死了”，宣布了神性世界的覆灭，也意味着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将无所依傍。此时，自诩为正义与完美的精神体就趁虚而入，成为人们继续皈依的对象，而纳粹思想，正是这么一种精神体。表面上，它标明自己公正严谨，实际上，它推行的却是暴力、强权、侵略和种族主义。纳粹精神主要来源于德国唯心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尼采的思想——“权力意志”。这种思想认为：发挥权力，征服一切妨碍“自我扩张”的东西，统治一切的意志是宇宙的本原，也是最高的生活原则和最高的道德原则。并宣称战争就是“权力意志”最高的实现。于是，在他们的“权力意志高于生命”的概念中，生命的意义被藐视，因为在他们看来，生命和其他一切事物，都只不过是服从于“统治一切”的目的，并为“权力意志”的实现服务，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正是以无限牺牲个体生命为基础的。纳粹思想通过“自然法则”理论来维护这种反生命反人性的思想，“自然法则”理论就是希特勒所说的：“人性是宗教的呓语，同情是一种恒罪，去怜悯弱者，是对自然法则的背叛。” 和教育宣传部长、狂热的纳粹分子戈培尔所说的：“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被消灭”。这种思想否决了生命存在的普遍价值和人的生存权利，从而成为他们抛弃人性、蔑视生命的借口，因此所有的无辜牺牲也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亦如希特勒所说：“如果我的人民不能忍受这种折磨，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他们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在纳粹精神引导下，即使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希特勒仍不忘记炫耀自己的功绩：“我唯一骄傲的是公开与犹太人斗争，并肃清了犹太流毒”。临死之前，戈培尔仍然认为自己是“纯洁而清白”的人，而戈培尔夫人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后代生活在“没有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世界，而决心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 戈培尔夫人毒死孩子的那段情节，大可看作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隐喻：大多数的孩子听从了她编造的谎言，喝下了迷药，然而即使是这盲从的大多数，也并非无知无觉，最小的女孩说：“地堡里不潮湿。”很轻易地，谎言就被戳穿了。最大的女儿海尔达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她拒绝喝药，但是最后还是被强迫就范。真实是无法掩盖的，无论是被欺骗还是自欺欺人，或者是被迫，人们受到了蒙蔽后都只有面对现实。无论是相信了纳粹的煽动和承诺、笃信那些光荣与梦想的人，还是在暴力下被迫顺从纳粹精神的人，结局都只有一个——死亡，而且是为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思想去牺牲生命。 人们为了追随纳粹思想，不断忽略生命、损害生命，并且这些狂热思想的目标、过程和结果，不是和平与生命的勃发，而是战争和生命的毁灭。但是，假如仅仅从善恶上去判断和区分历史现实是不确切的，对所有这些陷入狂热思想的人来说，恶行只是在遵循一种“时代道德”，他们只感觉自己是在为“光荣与梦想”执行任务，而无限忽略给自己行为对象带来的痛苦和毁灭。使他们做到这点的，正是“权力意志”及“种族主义”等反人性和反人类的思想。这些思想使他们把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视为异类和无意识无感情的非人类，然而他们的“和平”都是建立在战争和侵略的基础上，他们的“组织性”都是以牺牲生命和反人性为代价的。被狂热思想鼓惑的民众信任、崇拜和效忠于纳粹集团，为他们而战，但人们不过是他们地图上的一面小旗、战场上的一颗子弹，或者只是坦克下的一块石头。 人民在作为狂热思想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成为从犯，他们的罪名就是：助纣为虐。容格说：“年轻不是借口，这也许有助于理解事情的真相。”这句话代表了德国民众怀有的普遍的面对现实的态度：他们既然选择了希特勒和“复兴”德国的希望，于是他们就应该承担第三帝国陨落后的一切惨痛结果。随之那些“年轻的追随者”和普通民众开始反思：如何看待历史，如何面对自己和其他遭受创伤的国家和人民，如何重新选择未来的道路。影片结尾，容格与彼德手牵着手穿过苏联红军的队伍，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宁静的郊区。他们坐在残垣断壁之中，眼望着远方，茫然而惶惑。忽然彼德发现了桥下小河里有一辆完好的自行车，看着他将车拖出水面，容格露出了笑容。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容格载着彼德无声地穿行在寂静的林间小路，也许他们并不知道方向在哪儿，但是他们无疑是朝着远离战场的方向前进。劫难过后的种种复杂情愫都以无声的方式展现在他们的脸上——茫然、困惑、悲痛、庆幸，最后都归于平静的沉思。夕阳透过茂密的树叶倾泻而出，撒在他们身上，也映照着他们的脸，可以看到，他们眼底的泪水在闪亮。这似乎就是战后德国民众的写照：坦然面对历史与现实，通过对战争和生命的反思，努力远离战争和战争的源头，无限接近自然和生命。 对战争的反思和对生命价值的审视是影片耀眼的光点。同时，《帝国陷落》表现出德国在对待二战历史的心态上的日趋成熟，在对那段历史的艺术文化表现方面也有了更多的自信。美国《综艺》杂志评价《帝国陷落》说：“作为一部有思想的娱乐片，充满深远和长久的影响力，是部优雅的高阶产品。”作为一部反思战争的影片，《帝国陷落》已经做到了足够的深刻。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无论到哪一天，只要人们还将征服和控制他人、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的荣耀，战争就不会消失，就会有蔑视、伤害和仇恨存在，对生命的忽略和损害也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帝国陷落》上映的同一年，被禁止70年之久的德国女导演莱妮·雷芬斯塔尔拍摄的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重新发行了DVD并在电视上公映。不久前联合国刚举行了纪念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特别会议，这些事件次第展开着对二战的全面回忆和重新审视。这些审视和回忆是永远必要的，因为只有随时保持对历史的反思精神和对人性的自省，并真诚地展望未来，人类才能真正远离战争，拥抱和平。 获奖纪录 第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第29届多伦多电影节参展影片 德国巴伐利亚电影观众选择奖

　　撰文：李睿 　　枭雄末路 　　当时的希特勒俨然是一个垂垂的老者，头发灰白，总是背在身后的左手不停地颤抖，那是著名的帕金森症的反应，弯弓一样的后背让他本来就不伟岸的身躯看起来更加渺小。这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暗示，曾经被德国人奉若神明的伟人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还在关心伟大的“第三帝国”都城的规划，从表面上看，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国都，也只有看到这些模型，希特勒的眼中才会闪过一丝外人不易察觉的光芒。外面隆隆的炮声又让他的眼神黯然，宽阔的街道和高大的建筑已经成为了瓦砾和废墟，如今的柏林是战场，更准确的说法是坟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曾经横扫欧洲如卷席的德意志铁骑竟然也会溃不成军，身边的卫队，那些党卫军的精华在末世的氛围中正通过酒精的刺激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保卫帝国的重担不可思议地落在了孩子们的肩头，也只有他们还残留着斗志或者是微茫的希望，这对于曾经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同样保留着希望的还有爱娃，她是希特勒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表达爱意的女人。在俄国人兵临城下的时候，爱娃的微笑或许是她能给予希特勒最好的礼物了，也只有她的笑容才能让令人窒息的地下室有一点点的人气。爱娃要举办一个舞会，庆祝元首的生日的同时也让困兽一样的人们透一口气，舞会在人们的欢呼声和畅快的乐曲声中逐渐接近了高潮，可就在这个时候，苏联红军的炮弹也不期而至，飞溅的弹片和遮天蔽日的尘土让帝国历史上最后的宫廷高潮戛然而止。 　　还有背叛，希特勒最无法容忍的背叛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接踵而来，希姆莱这个连头型也追随着他的党卫军的头目离他而去，空军投射新型武器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还有两个军在按兵不动。希特勒咆哮着，可这也是他向命运发出的最后呐喊了。影片用一个简短的段落交代了他和爱娃从结婚到自杀的全过程，在苏军占领德国总理府的前一天，1945年4月29日，令世界上无数家庭毁于战火的希特勒和爱娃结婚了，希特勒给了爱娃一个深情的吻，这个吻足以让爱娃消魂，也让目睹了这场特殊婚礼的人唏嘘不已。4月30日下午3点30分，元首夫妇用颤抖的双手捧起了早已经准备好的氢化钾毒丸。10分钟后，侍卫们将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拖出地下室，放进总理府花园事先挖好的坑中浇上汽油，在熊熊的火光的映衬下，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们向他举手致意，啊，一个时代结束了！ 　　《帝国陷落》的素材来源于两本书，其一是来自历史学家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还有一本是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容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容格生于1920年的慕尼黑，22岁时被希特勒选作私人秘书。她一直供职到希特勒自杀并记录了希特勒的遗嘱，最后和一支小分队一起逃出地堡。令许多人不安的是，在这个打字员的记忆里，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她打错了字或做错了其它什么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所以，直到希特勒自杀，容格对他始终心存敬意。该书还透露，希特勒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与情人爱娃结婚前，他还当众吻了她。希特勒多少有些多愁善感，他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花会凋谢，他不喜欢看到死去的东西。 　　执导这部电影的是德国著名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希特勒的扮演者是曾出演过《柏林苍穹下》的德国杰出演员布鲁诺·冈茨。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说：“我的电影非常有争议。作为电影人，我们向当年的受害者展示的不是一个魔鬼，而是一个人。我很为这部电影自豪。”本片赢得了德国顶级电影荣誉奖之一的巴伐利亚电影观众奖。 　　电影去年9月份在德国一上映便引发争论，因为它打破了一个禁区，“打开了重评纳粹的潘多拉盒子”——西斯贝格将希特勒从魔鬼还原成了人，还原成一个“可能引起人们同情的末路英雄”。在媒体热炒的影响之下，短短一个月内有300万人被劝进了电影院，创造了3000万欧元的骄人票房。《汉堡周刊》为这部影片做了17页的专题报道；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的辩论；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斩钉截铁地说，这部电影拍得很值，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 　　作为一个中国观众，当我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看过这部电影以后，感觉却是出奇地平静，也许我的生活和60年前的那段历史间隔的太远了。不过有一点却是很让人佩服，德国人终于可以把一个曾经带给他们还有世界巨大伤痛的人物还原到银幕上。这也是一向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融入世界、反思历史的一种方式，可以预见，《帝国陷落》不是最后一部反映希特勒生平故事的电影，它也仅仅是个开始，因为，希特勒是一个世界历史永远也绕不开的人物。

从影视中反思二战 来源：南方日报 　?5月9日，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包括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与数千名二战老兵将在这里隆重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个日子，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在此之前，世界上似乎还从来没有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发生过如此邪恶的犯罪行为。单凭这一点，二战也足以成为人类世世代代应当铭记的教材。 60年过去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已经越来越少，年轻一代以及后世的人们了解二战、认知二战，更多地或者说越来越需要通过间接渠道，影视作品是其中之一。 二战题材的影视可谓数不胜数。以笔者的有限视野，堪称经典的，也涉及了方方面面。 比如，反映欧洲上空战前阴云密布的，有《生命可以重来》、《乱世三人行》等；反映重大战役的，有《攻克柏林》、《解放》、《围困》、《莫斯科保卫战》、《最长的一天》等；反映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屠杀的，有《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等；反映战后德国人心态的，有《德意志零年》等；反映战后行为追究的，有《罪恶交响曲》、《屠杀报告》等等。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也无论从宏大的战役还是生活某个侧面的角度切入，这些影视作品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二战的残酷与恐怖，和平生活的可贵与值得珍惜。 谁要为二战负责？当然是以希特勒为首的人间恶魔们。但是，普通人——那些战争期间、在战争策源地生活着的人们，应当怎样看待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呢？60年来，他们也在反思。 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帝国陷落》，是第一部“正面”描绘希特勒的纪实性历史反思影片。在柏林遭受苏军的猛烈炮击，人民死伤惨重时，毫无人性的希特勒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德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理解这句话，就得稍稍追溯历史。早在1932年，德国总统竞选时，德国共产党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谁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这个“三段论”式的预言已经完全被历史所证实。德国整整一代人所受到的法西斯主义毒害，早在1948年拍摄的《德意志零年》里就可以见识。12岁的小主人公，在战后千疮百孔的柏林废墟中为了生存而努力。他的父亲因营养失调患了重病；哥哥以前是纳粹士兵，为避免被逮捕而躲在家里；姐姐则慢慢沦为娼妓。凯拉遇到了从前的老师，后者为他提供希特勒的演讲录音到黑市上去卖，并将一篇出色的纳粹宣传品灌输给这个小男孩。于是，困惑的小主人公先谋杀了被视为累赘的父亲，最后从楼上跳下…… 这样的反思，也个别存在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日本艺术家岛田美子进行过一个艺术项目，探讨日本女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岛田美子认为，对那场战争，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了的日本男性，日本女性也有许多人因为积极主动而起到了帮凶作用。被视为圣洁女性偶像而崇拜的电影女明星原节子(曾出演《东京物语》)，就曾作为日本民间外交代表到纳粹德国进行活动，其与戈培尔的合影昭然在目。然而战败后，不仅她们不愿意，而且几乎没有人愿意认真思索自身以及日本女性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令她深思的是，甚至有的女性还以一种感伤与怀旧的心态来看待日本女性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的表现。(顾铮：《战争的影像》) 反观《帝国陷落》，片头是一位在今天真实情境中上了年纪的女性的反思(影片中，她是希特勒秘书)：“我不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当初在柏林我可以回答：‘不，我不去，我不想去元首的司令部。’但是我没有那么做，我太好奇了。我没有意识到，命运把我带到一个不曾想到的地方。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原谅我自己。”在片尾，她更给自己当初的那个决定下了这样的结论：“年轻不是借口。” 两个国家的女性，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主流态度决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二战的发动者和加害国，战后对于那黑暗一页也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态度：一个在行动上真诚忏悔，一个却死不认账；一个在教科书中毫不掩饰希特勒时期的恐怖，一个却肆意歪曲；一个对纳粹余孽穷追猛打，一个却对战争罪犯极力美化。显而易见，历史的教训不能客观吸取，新的战争危险就依然存在。(作者: 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