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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 14: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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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被彩虹罚下地狱,
幸福曾是我的灾难,我的忏悔和我的蛆虫:
我的生命如此辽阔,以致于不能仅仅献给力与美。
——阿尔图·兰波(Arthur Rimbaud)
我梦想着十字军东征、无人知晓的探险旅行、没有文字历史的共和国、半途而废的宗教战争、风俗的变迁、种族和大陆的迁移:我相信一切魔术。
———阿尔蒂尔·兰波《文字炼金术》
关于兰波,一些确凿无误的事实如下。1854年出生于法国东部的夏尔维尔镇,父亲在他六岁时彻底离家;天生具有刻意与众不同的强烈愿望,幼年时便愿意将自己打扮成先知的模样,在那个不大的城镇里,这是个以怪异出名的孩子;1871年,来到巴黎,与象征派诗人魏尔伦陷入友谊、爱情、诗歌、游戏交织的情感中,这3年中创造出其主要著作《地狱一季》(ASeasoninHell);在与魏尔伦分手后的几年中,他像幽灵一样游荡在欧洲,变换着不同职业、寻找着生命意义,成为开小差的军人,塞浦路斯的监工,就是不再写诗;1880年,一场伤寒病过后,他成为亚丁(今日也门共和国首都)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职员,尔后的11年,他奔波于亚丁与埃塞俄比亚之间,是武器贩子、咖啡出口商、摄影记者、勘探队员……这个面孔消瘦的男人是个失败的商人,在法国的母亲不断地接到这样的来信:“请给我寄一双袜子”、“顺便在包里寄给我一斤甜菜种子”……1891年,因为膝盖上的肿瘤,死于马赛。
强烈的表演性,格雷海姆·罗伯以此解释诗人的传奇色彩。这位写作过《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家认为,兰波是位精明的名声操作者、一位不择手段的自我宣传者。他不惮以最邪恶、无耻的姿态来激怒公众,以获得关注。他的一位同学回忆说,兰波年少时就一直刻意令自己成为传奇。这位天才的依靠是:超越年龄的才华、性别不明带来的奇异感、魅力与残忍的混合、随时摆脱过去的自己以便永远“成为另一个人”、还有随风飘扬的在当时并不时尚的长发,极端无礼的态度、无处不在的颓废气质,当然还有早夭……这是一位深谙操纵受众的演员,在最初寄给魏尔伦的5首诗,17岁的少年特意挑选的是有同性恋倾向之作,他似乎早已预见到巴黎浪子魏尔伦的反应。而在巴黎文人圈放肆的作为,则为他获得恶意破坏狂的评价;在1873年他被魏尔伦枪击后两个月,他出版了《地狱一季》,同样渴望这种象征性的忏悔可以给他带来戏剧性的声誉。一种可能是,未预料到的读者冷淡反应让兰波放弃了继续写作的欲望。
写作不过是他获得关注的手段之一罢了,他那颗“高贵的野心”需要不断地刺激来满足,他需要不断地成为“另一个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罗伯甚至认为,高估兰波在非洲历险的意义是可笑的。在19世纪中后期,欧洲掀起了一场去非洲的热潮,充满发财梦的欧洲贫苦青年渴望到陌生的大陆获得荣誉与财富。而兰波不过是这场声势浩大运动的参与者之一罢了。况且,这个青年人实在恐惧平静下来,他在一封信中承认:倘若我有能力随意旅行,而不必为谋生而工作,那我在任何地方的停留,都不会超过两个月。
感谢两位作家令人尊敬的努力,但我们从来就没有试图真正理解兰波。就像兰波对于先辈与同辈作家充满蔑视一样,我们也从来没有热爱过兰波和他的诗歌。我们和兰波相同之处在于,我们都对姿态感持有强烈的兴趣。天才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们的自我意识吞并了周围世界。但兰波或许是第一位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这种自我意识的天才,他的前辈往往将之寄托于某种缥缈的理想上,正如拜伦憧憬希腊、雪莱梦想共和……而兰波的自我意识却无需依靠,它为了存在而存在,正如他的诗“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
20世纪的批评家热衷于为兰波贴上“第一位朋克诗人”、“垮掉派先驱”这样的标签,因为他的破坏性与天才同样显著。对于我这样的情绪始终保持正常的青年来说,兰波令我们产生了叶公好龙式的情感。我们没有耐心读完它的诗作,因为它太肆无忌惮、缺乏章法了;我们对于他的生命经历更有兴趣,但更习惯于洁净漂亮的迪卡普里奥的假兰波,而不是那个19世纪周身散发着腐臭的真实少年;我们偶尔会因为这位少年19岁时写下的那句诗激动不已:“我难道没有一次英勇、美好而又虚幻的青春,幸运地写在金叶片上”,但我们谁也不会去非洲……就这样,我们与兰波相互操纵着,以满足自己可怜的虚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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