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文摘]为何大多数中国士人最终只能沦为庸众

mystlynx

转自：http://blog.sina.com.cn/u/46ebb5ba010005lp 知识分子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层。无论人们怎样定义知识份子，我想肯定包含了传承文化和不断的精神思索，但是很奇怪的是作为精神生产的知识者，却始终在关于自我认定这个概念众说纷纭。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质？中西知识分子的来源和由此带来的不同又在何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在现代社会如何转换？在东西社会都生活学习多年后，类似的问题总在我的思绪中翻腾。 其实，这一系列问题非我能找到答案，只能借写博客的机会表达一些自己思考的浅见，贻笑于大方之家。 对知识分子问题感兴趣是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开始。在该书的附录中萨义德接受台湾记者采访谈到中国知识分子。这位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和研究者说：“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所知不多，但我认为这些传统都有宫廷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对有权势的人发言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成了有权势的知识分子。”他强调一向反对这种情况因为，知识分子扮演的应当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应当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恰恰了于进入宫廷，充当顾问的角色，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王者师”。 由此我开始思考，中西方知识分子有何不同，一切也许应当从文化角度进入。历史文化背景给予了东西方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精神气质，以至于影响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转换。 毕竟，说西方是为了比较出中国之不同，说古代是为了找出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最终我们要关心的是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说穿了也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知识分子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就是其所生存于其间的民族文化的性格。 按现代新儒家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说法，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道术为天下裂”后，中国文明与印度、古希腊、犹太其他轴心文明出现了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谓“哲学突破”，但由此中西方文明走向了不同道路。 中国文化的内倾性，因为重内在而主要在成就人格而非知识，中国古人自我意识的焦点始终在人格境界的建设上。先秦诸子，道家讲“自然无为”“涤除玄览”的人格境界，儒家“存心养气”“成圣成贤”也为内心的自我建设，包括后来的魏晋名士“任真自得”，宋明理学的明心见性也都为人内心的人格境界。但是像先秦墨家就成为了绝学，这与其重技术和知识不合与中国文化主流有关。中国人读书好像不是为了知识，知识无法衡量中国古代士人的尺度。因此中国人少“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也缺少为客观知识负责的习性。 这里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滥觞由没落的周代贵族的末流组成。这些仅有文化其他已无所有的人除了靠道德修养来挺立自我，区别于统治者和老百姓从而实现士人阶层的价值，别无他法。在寻找士人群体的社会位置的时候，他们造出先验的“道”然后又成为“道”的唯一阐释者，于是在“道”与“势”之间成就了士人阶层。知识分子由此以道自认，改造政治。但请注意，这里的士人是没有物质来源的群体，他们唯一可以凭借的就是这个由他们自己造出的概念——“道”。要有一席之地，必须与统治阶层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三千年来的特定模式：“道”与“势”的张力。“以道抗势”，无物质基础的士人阶层内心所凭借惟有经由人格修养的功夫接近于道的体认，成圣成贤，约束好自己后方能向外事功，约束君主，成为“王者师”。所以讲先“修身”再“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而外王。 罗素曾说过：“中国人不同于日本人，他们希望从我们这儿学习的不是那些带来财富或增强国力的东西，而更多的是具有伦理和社会价值的东西，或者是纯学术性的东西。”的确，中国人从一开始向西方学习时，就不像日本人那样是从实用性着手的，而是显得比较虚无或浪漫，或再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从“道”入手，而不是从“术”入手。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早期在向西方学习时较中国卓有成效的原因吧。 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由古希腊而来，希腊知识分子在商业积蓄富裕的生活后产生，他们运用闲暇的功夫进行精神闲暇的思考。是在解决了自己的物质条件之后而从事的知性智力活动，不同于中国古代士人产生时为生活不得不去进行人格经营从而得到统治者的肯定进入政治体系。这样，保证了西方古代知识分子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拥有知识的纯粹性的文化基因。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是自城邦富裕后为纯粹的精神活动进行工作。在对客观知识的追寻中培养了西方知识者所谓认知理性的精神气质。所以西方传统文化信仰“人成为万物的尺度”。 由此，在哲学突破后，中国文化走向了人格境界的建设，而西方成了认知理性的信徒。知识份子的精神气质在所存在的民族文化中判然有别。中国士人通过人格境界的关注和建设是内发于自本自根，如同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在“尽心知性”“自觉的道德都在每个人自身发掘道德的根源，”发掘每个人身上的神性，使人知道都可以外无所得顶天立地的站起来。这样“道统”成为世人的唯一凭借。用人格境界来约束自己也约束君主，经由政治达到阶层的自我实现。 而西方知识份子是认知理性的信徒，看事物一分为二。有“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归凯撒管”的说法。现代之前的西方知识分子，远离世俗，不是沉湎于知识的理念世界，就是想往上帝的天国。任何事物背后都有一套形而上学。 的确，中国士人精神某种程度上是消解神圣的，站在此岸构建彼岸，但是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脚踏的此在大地，他们的人格境界的建设终归为社会的政治目的。不经由政治他们无法实现自我。这里出现了中国文化的死结，使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他们影响政治的立足点出了问题。他们站在政治中影响政治。士人本想通过人格境界的建设，一方面成为道德阐释者，约束统治者，通过君主对其地位的认可来反作用于君；另一方面，人格境界的建设试图保证在进入政治的过程中达到内圣外王，依靠政治却又时刻凌驾于政治，成为天子之师。但是，无经济基础的士人想与政治始终保持着既凭借又凌驾的姿态，是道德理想主义。人格修养全靠自我内力的挺立，“道”又是一个多么玄虚的东西。没有物质保证，却要成圣成贤，只能成就少数道德自觉的人，在和政治交往中中国古代士人有人成圣成贤，保持了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关系，却大多数士人都是只能是庸众。 要将士人的理想用之于民，光凭人们的人格自觉是不可行的，于是中国主流士人三千年来一直以体制内的形象出现。理想主义的内力遭遇现实时，不得不付以政治这一“他力”来切实落实。 由此推知，士人早就意识到仁君应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政治以民意为指归，但是又靠道德修养而来影响社会的种种不切实，使他们只想走上层路线，以君主为主体和出发点，达到自我实现，不曾也不可能去考虑如何由人民自身来实现民意。由此，士人在观念上突破了专制政治，但往往又被专制政治打压，一次次打压中，没有了客观的体系建构，只能在道与势之间缓和专制政治。I 中国士人只能凭一己道德勇气，少数人挺立起来与政治抗衡。即使有宋明程朱陆王一辈站出来，指出科举之外还有学文，功名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天地。但都只是少数异类，不可能成气候。尤其在隋唐科举制之后，中国士人的命运只有不自觉地被动殉葬，极少作为群体自觉地挽救历史命运。 反观西方知识分子，在认知理性的二分思维模式中，将哲理性思辨和社会制度的改造、监督上二者明晰区分。古希腊知识分子有纯知识兴趣，可以保持政治的独立性；而中世纪知识分子又被吸入宗教团体中，与政治分庭抗礼；而近代后工商业的发展支持了知识分子言说的独立性。从而西方知识分子在文化基因中就有同政治抗衡的自觉性，他们的立足点不在政治而在社会。于是西方知识分子在一面建设自己体大思精的哲学王国，一面进行着具体的社会制度的监督和改造，自民间形成社团与政治分庭抗礼，争取自己的权力。道与势的紧张，被西方知识分子用认知理性化解为二元性。形成团体建制用以对抗王权。 在对中西方知识分子产生比较后，发现以人格境界建设为主的中国古代士人，因为内力只能成就少数人，加之产生于无物质条件的贵族末流，容易导致徒有个人道德，没有制度化的组织，来真正制约政治。政治之外，缺乏社会立足点。以至于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尽管以道德信念拼命抗争政治，寻找自己全然的独立性，却依然被专制皇权所残酷打压！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士人的宿命。政治之内影响政治，永远无法与政治抗衡！而在现代化的浪潮下，中国知识分子应有新的选择。 以上分析了古代士人的立足点有问题，现代的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应以社会为中心，以知识和人格为基本点。社会与政治二元对立，以社会对抗反动。从立足于政治转化为立足社会。 提出这样的认识是基于，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的特点与中国传统社会迥然不同。政治的现代化一方面意味着政治成为专业程度极高的行当，政治家成为政治活动中的主角，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再仅能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所以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不再是政治体制中的官僚后备军，他们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层面看待社会与政治，关心的不在是自己阶层的自我实现，和在政治观念统合下的“为生民立命”，他们关心更多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和价值。正如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所自认为的“人类社会的良心”。对社会责任的强烈认同应该构成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立足点，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关心公民社会和公众利益、权力和社会理想等等，正是他们建立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否则所谓人类的“终极关怀”无从谈起。 西方理论界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繁多。其中印象深刻的有社会学家曼罕所说，近代自由的知识分子不属于固定的经济阶层，知识和思想是他们的唯一凭借，因此才能坚持思想上的信念。这就将知识分子通过物质的独立，达到精神上的独立。在政治之外影响政治,在政治之外承担政治角色。 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进入政治的普遍途径进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知识分子。这是统合了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福柯所说的普遍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立足于自己所在的学科或专业领域，从自己的所知所学出发参与社会公共事业，针对全社会发出自己既具有专业诚信度又兼具大众广度的言说。同时，知识分子还应有具有一定实际操作的能力。这使我想起了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说的一段异曲同工的话。他说：人应该把智慧和冲动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实干家。他认为这两种动力如果分离则使人不能达到顶峰。纯粹的知识分子沉醉于自己的知识中不能自拔往往一事无成；而一个全面冲动的人，如果不能通过健全的理性和丰富的知识进行自我节制和调控的话，必然会走向荒唐。一个人应该拥有这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将产生非凡的效果。 知识分子有时也应该成为知道分子和能力分子。中外知识分子通常也有一个通病就是在不停的从理论上去解释和认知世界，但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当是如何去改造我们的社会，使之变得更加美好。人生应该有思想，但思想不是人生的目的；决定人生价值的不仅是人的美好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行动。过去的人们曾反复讨论“知与行”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我以为行动决定一切，行动才是首要的。墨子说“志行，为也”，也就是说意志付于行动，那才是作为。 说到现代知识分子不能不想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曾经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深深打动，应该说是其中的西方知识分子精神打动了我。他们不愧为“人类良知的心跳声”。俄罗斯知识分子充分且深刻地体现了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精神的精髓。 同样历经苦难的中国的当代知识者，也许应当从他们身上学到些什么？

中国有知识分子吗？

mystlynx

原帖由 MkGenie 于 2006-8-4 22:32 发表 中国有知识分子吗？

有。不过与投靠权贵的比起来，就太少了。

擎天柱

Keen愿意被称作知识分子不？

there

原帖由 擎天柱 于 2006-8-4 23:07 发表 Keen愿意被称作知识分子不？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