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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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特文格勒在给他老师克提斯的信中写道：指挥是我的救命稻草。我想我应该是个作曲家。我一直以为我是个能指挥的作曲家，而不是个会作曲的指挥家。
　　富特文格勒被过时的浪漫风格所困扰：虽然有作曲家必须的真诚，但由于缺乏正规的训练使得他的作品过于冗长。几乎他所有的早期作品都水平一般，有些人还觉得《感恩赞》晦涩难懂。当然到今天富特文格勒的作品已经不太为我们熟知，但这无碍他成为一位严肃作曲家的本色，即使在我们看来他不算是天分很高的作曲家。
　　富特文格勒在第一场公演的音乐会之后，于1906-1907演出季里去到苏黎世大剧院干了一年。剧院让他指挥了几部歌剧，像《风流寡妇》什么的。他在1907年2月3日至4月21日共指挥了该剧九次。富特文格勒的这一年的首次登台是在10月10日指挥芭蕾女伶的演出，10月31日指挥普菲茨纳的《欢庆节日》，而后有演出了十次由贝特拉德.桑格编曲的《胡萝卜数字》。然后富特文格勒又到了慕尼黑，在弗莱克斯.莫特尔手底下从1907-1909干了两年的歌剧院合唱团声乐指导。后来又做了斯特拉斯堡歌剧院第三指挥。1910年9月8日富特文格勒离开慕尼黑去了斯特拉斯堡一直到1911年4月。那时的斯特拉斯堡舞台一直被汉斯.普菲茨纳以及他的助手理查德.弗雷德、赫尔曼.布赫尔等人把持着。富特文格勒指挥了16场音乐会，那时指挥过的六部作品在大师后来的演出中再也没有出现：弗洛托的《玛莎》、多尼采蒂的《爱情灵药》、马亚尔的《维拉之龙》、曼斯基尔的《小米其》、苏佩的《青年水兵》与1911年3月11日上演的威尔第《弄臣》。新闻界对他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的：《小米其》的演出显得毫无力度，另有人抱怨《玛莎》的演绎也是不能让人满意。在迎接沃斯基亲王的仪式上，富特文格勒不得不粘上假胡子，扮成可笑的吉普赛小丑在歌剧《蝙蝠》里大弹钢琴，这段演出据信应该是在1911年2月27或28日。富特文格勒写真(12张)　　2月22日，在布鲁诺.瓦尔特指挥自己的交响乐斯特拉斯堡上的首演中，富特文格勒结识了他。那部《感恩赞》是大师在佛罗伦萨时创作的，1910年11月由G.多汉在布莱斯劳首演。《德国大众音乐报》的报道是非常消极的：“富特文格勒的作品除了有不错的目的性，其他一无是处！”《莎勒士新闻报》写道：“也许富特文格勒的《感恩赞》首演夹杂着个人因素在里头，因为她实在不怎么样。”
　　富特文格勒母亲的朋友，艾达.伯埃.亦德夫人告诉年轻的音乐家，在赫尔曼.阿本德罗特离开吕贝克前往埃森发展后，那里的指挥暂时还空缺。然而消息来得还是迟了，音乐之友协会已经从97名竞争者中挑选出4位侯选人，况且这4人都已经完成了他们各自的“汇报演出”（他们是卡尔.明尼克、沃特尔.乌格尔、鲁道夫.西格尔、保罗.施皮弗莱格）。种种迹象表明西格尔胜出的概率极高。突然施皮弗莱格宣布退出，音乐之友协会做出决定还要选出第4位侯选人。艾达.伯埃.亦德夫人力荐富特文格勒一定要去试一试。富特文格勒去了，并得到评委们以及阿本德罗特的认可。1911年4月5日，富特文格勒在4000名听众面前指挥了他的“汇报演出”。富特文格勒表现出全然不同于阿本德罗特的活力、自信与活跃感染了所有人，连音乐之友协会的评委们都体味到不同于其他三人的四射激情。富特文格勒指挥时的动作完全是狂乱的，甚至有点神经质的，看上去他是站在指挥台前正与看不见的敌人搏斗。他驾驭音乐的能力马上被台下的人所认可，4月13日，富特文格勒毫无悬念地接过了阿本德罗特的衣钵。
　　音乐之友协会选出来的指挥只能演绎音乐会，即一般8场交响音乐会加上2场爱乐合唱团的音乐会大都是演绎圣乐清唱曲目，其他公演的大众音乐会一般每年有30场，而1905-1906演出季有56场之多。通常每周三晚间进行彩排，音乐之友协会的会员或者他们的亲朋好友都会来听。富特文格勒并不太热衷于这些在环形大剧场里举行的音乐会，而一般音乐会现场倒已经开始禁止吸烟了[以前的欧洲音乐会在一开始像小酒馆一样的嘈杂，译者注]，但啤酒还是允许喝的。通常的演出分为三部分：I.交响乐部分由一部歌剧的序曲或小型音乐组曲构成；II.一般有一部乐队幻想曲、小提琴独奏作品等；III.第3部分则是较为大众化的作品诸如军队进行曲。在吕贝克“学徒”期间，富特文格勒指挥了32场交响音乐会、10场大众音乐会和9场声乐合唱。作为客座指挥，他还指挥了3部歌剧：《费德里奥》（1915年3月23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915年4月16日）以及《纽伦堡的名歌手》（1913年11月20日）。当地的评论也慢慢转而赞扬富特文格勒，《铁路新闻报》报道：如果富特文格勒能在个人礼仪上多加注意，那他将是当之无愧的音乐天才。艾达.伯埃.亦德夫人在许多朋友面前赞扬之词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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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特文格勒经常在他的好友里利.迪克曼的陪同下去到汉堡听尼基什的音乐会，在他看来后者简直就是指挥皇帝，但他俩直到1912年2月才会面。吕贝克工作期间，富特文格勒第一次出国到维也纳指挥了一场音乐会，那是在1913年1月26日。他与吕贝克管弦乐团小提琴首席辛托一道演出了一系列的室内乐作品，包括贝多芬奏鸣曲。在吕贝克的最后一个演出季富特文格勒参与演奏了贝多芬《三重协奏曲》（1915年2月3日）、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第5号》（1915年1月2日）。他在吕贝克的继任者是乔治.格赫勒。
　　随着富特文格勒演出曲目单的扩大，他在吕贝克演出了贝多芬全部交响乐（《第2交响乐》除外）；柴可夫斯基的《第4、5、6交响乐》；莫札特《第39、40交响乐》；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布鲁克纳《第4、7、8交响乐》；马勒《亡儿之歌》；雷格《浪漫组曲》；杜卡斯《魔法师的门徒》；斯特劳斯《家庭交响曲》；李斯特《浮士德交响曲》；勃拉姆斯《第2钢琴协奏曲》，舒曼《第1交响乐》。大众音乐会作品有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天皇》；比才《卡门》；德利布《希尔维亚》、《葛蓓莉娅》；古诺《浮士德》芭蕾；
西贝柳斯《忧伤圆舞曲》；格里格的《培尔金特》以及斯特劳斯、瓦尔德退费尔旋律优美的圆舞曲。
　　1915年伊始，阿瑟.博丹斯基[1877-1939，德国与布鲁诺.瓦尔特、奥托.克伦佩勒齐名的指挥家，译者注]离开曼海姆去往美国发展。寻找替代他的指挥变得异常困难。曼海姆的爱乐大众都倾向于阿瑟.尼基什来担当，但同时又有很多优秀的指挥可供挑选。与吕贝克的演出不同，曼海姆上演的主要是歌剧。指挥主要关注于歌剧，而慈善性质的交响音乐会只是在曼海姆的音乐学院等处少量演出（8场）。由5位成员组成评委前往吕贝克观摩富特文格勒在1915年3月23日演出的歌剧《费德里奥》。演出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而富特文格勒被聘为曼海姆歌剧院的指挥，曼海姆选择了一位年纪的、默默无闻的陌生人。富特文格勒在曼海姆受到热烈的欢迎。富特文格勒的未来的秘书-贝塔.吉斯玛[来自于犹太家庭，译者注]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曼海姆的市民已习惯于把他们的指挥看作是“半仙”，大师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当做市井谈资。富特文格勒天性羞涩，完全不习惯这种情形。可怜的大师只好藏身于奥斯卡.格罗菲[雨果.沃尔夫的密友，译者注]那里，后者也乐于为年轻的创业者提供保护伞。”
　　富特文格勒的助手是费利克斯.雷德勒。他指挥了一些意大利作品与《玫瑰骑士》的首演，富特文格勒与伯姆、克莱门斯.克劳斯、克纳佩茨布什不同，他不喜欢这些歌剧到从来都不去碰的地步。富特文格勒指挥过的部分歌剧也淡出了节目单，像科恩戈尔德的《维奥兰塔》、肖林斯的《蒙娜丽莎》、瑟克勒斯的《辛赫拉查德》、克雷瑙《帕提塔之花》等等。《费德里奥》是富特文格勒1915年9月7日在曼海姆上演的第一部歌，《列奥诺拉序曲第3号》演出更是大获好评。他指挥过39部歌剧，共演出232场。他在1916年2月1日首次指挥《幻想交响曲》；与施纳贝尔合作演出勃拉姆斯《第1钢琴协奏曲》、理查德.斯特劳斯《阿尔卑斯交响曲》、马勒《大地之歌》（1916年11月21日）；舒曼《第4交响乐》、马勒《第4交响乐》（1919年1月28日）；勋伯格《升华之夜》（1919年2月18日）；布鲁克纳《第5交响乐》（1919年12月9日）；勋伯格《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1921年3月2日）。
　　在曼海姆期间，富特文格勒也开始了作为各地乐团客座指挥之路。1917年9月被邀请去巴登巴登的温泉宫指挥《指环》，然后就在10月14日，历史性地第一次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得到的评论是令人欣喜鼓舞的，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富特文格勒奇迹”这一字眼。1918年11月15日，他第一次与法兰克福博物馆协会乐团合作演出；11月30日，在维也纳与刚走了费迪南德.洛维的维也纳艺术家乐团合作。1919年11月29日的维也纳，他指挥了马勒的《第3交响乐》，1920年4月2日，富特文格勒继理查德.斯特劳斯之后与柏林国立教堂歌剧院首度合作。1920年6月30日，富特文格勒用《后宫诱逃》作为他在曼海姆的告别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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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独特爱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同时也有自己的生活，大师也不例外。在家里，富特文格勒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不爱热闹，喜欢自己散步，也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饮食起居尽量从简，不嗜烟酒，不注重衣着，也不在乎钱财。对爱情也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善于用音乐来解读爱情。也许，这正是指挥大师的与众不同。
　　爱情使人盲目。当面对像歌剧《魔弹射手》（FREISCHUTZ）这样无与伦比的爱情作品时，谁不会变得盲目呢？当然，有人会认为这部作品表达的意义太简单，资产阶级情调太重。他们认为在科学技术时代，在原子弹时代，那种天真幼稚毫无意义。同样这群人也无法理解民歌是怎么来的。其实，《魔弹射手》这样的作品能带给我们一种古老的、值得尊重的文化，回到我们孩提时代的纯真和欢乐。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我有个姐姐，那时已经是医生了，在柏林学习。她非常爱我，对我很好。她比我大七，八岁，对我无话不谈。我结婚后她常常在星期五过来吃饭。她和我丈夫也相处得很好。有一天，她说：“我恋爱了---别惊讶----我爱上了富特文格勒。”我对自己说，我的上帝，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那是1940年，她那时叫伊丽莎白·艾克曼，正在期待第四个孩子的出生。她姐姐玛丽娅和富特文格勒交往甚密。一天，早已搬到威斯巴登的伊丽莎白来到柏林玛丽娅家。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我来到玛丽娅家，她对我说：“你能来真好。今晚我要和富吃晚饭。”
他们都叫他“富”。克纳帕茨布许和富特文格勒，这两个名字太长了，大家就叫他们“克纳”和“富”。姐姐说：“吃饭时我带上你。”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富特文格勒。他非常安静，而且非常害羞。
而我呢，因为终于又回到柏林，非常兴奋，我不停地说呀，说呀。然后我说我要告辞了。他问道：“你真的这么早就离开吗？”第二天，我对自己说：“我的上帝，你昨晚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话。”中午我见到玛丽娅，对她说：“我很抱歉，昨天我说得太多了。”她说：“不，富告诉我，你妹妹比你其他的女友更可爱。”
　　然后，伊丽莎白问玛丽娅，富是否打算娶她。他们在一起很久了，相处得很好，一起旅行……“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了”，玛丽娅回答说。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可是这个问题后来对我很重要。
　　1940年6月，伊丽莎白的丈夫死在战场上。认识富特文格勒的时候，伊丽莎白29岁。富特文格勒在１９２３年曾和丹麦人奇特拉·伦德结婚，但她们没有孩子。1941年8月，伊丽莎白又一次来拜访她的姐姐时，没有想到，在她的生活中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我姐姐让我换一下。我有一条蓝裤子，还有格子衬衣，于是我换了衣服准备下楼。站在楼梯上，我看见威廉和玛丽娅在楼下。我往下走，快走到楼下时，威廉一把抓住玛丽娅的胳膊，把她拉到旁边一间屋子，我想，天啊，他这是什么行为？我正想说早上好呢！当我走下最后一级台阶，玛丽娅笑着迎上来，说：“知道他刚才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我要当场就娶你妹妹’。”
　　后来富举办了滑雪意外后的第一场音乐会。  
几周后，富特文格勒又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了一场音乐会。这是他因滑雪事故而中止了七个月演出后的第一场。富特文格勒希望伊丽莎白能去，让玛丽娅来安排。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姐姐说：“他想让你去听音乐会。”我想，我不能去。这也太奇怪了。后来，富特文格勒给伊丽莎白寄了张签名照片。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他是1941年8月30日给我寄的照片。他在上面写道：“带着友谊与仰慕敬赠伊丽莎白·艾克曼。—— 威廉·富特文格勒”
　　我注意到他在背面还写了一行字：“给你，最可爱的朋友。”
　　可是我根本没把这些当真。当然我有点受宠若惊。要是我否认这点那是很愚蠢的。我对自己说：“我的上帝……”
　　伊丽莎白去听了音乐会。后来，她和玛丽娅一起去富特文格勒所居住的波茨坦和他共进晚餐。富想带她看看他的家。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他说：“我们再让她看看楼下的一层吧。”
玛丽娅同意了，并且起身往楼下走，我紧跟着她，这时富从后面抓住我并想拥抱我。同时他发现我把胳膊硌在他的胸前。我非常生气。尽管我没说话，可是我想他这样突然地抓住我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12月31日晚上，玛丽娅和我坐夜车去了维也纳。我们在元旦那天到达。富特文格勒的秘书来火车站接我们，然后开车去大饭店。玛丽娅和我走进房间，他拥抱了玛丽娅，对我说了句“你好！”他正在研究贝多芬《费黛里奥》的乐谱。他说“斯特劳斯音乐会总得跳华尔兹”。元旦那天，当然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我就站在那儿，看着这一切。那一刻我已坠入情网，就在1942年的元旦，早上10点至11点之间。
　　就在一瞬间，伊丽莎白觉得自己被爱神的箭射中了，她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她知道，与她坠入情网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指挥家。一切都像是童话，但事情的确发生了。有一次，男高音歌唱家马克斯·劳伦兹和他的夫人洛特·劳伦兹邀请富特文格勒、伊丽莎白和玛丽娅出席他们的一个宴会，伊丽莎白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富当然愿意去。玛丽娅和洛特在聊天。威廉抓住我的手，和我一起跑下台阶。然后他抱着我，吻了我。我也吻了他。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当时非常快活，我幸福极了……后来我回到威斯巴登的家。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再后来发生了一件悲伤的事。金丝雀死了。大家忘了喂它。我清楚记得当时我就想：这不是个好兆头。于是我给他写信：“亲爱的富，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但如果你真的相信我说的话，你就真会有麻烦。在他收到我的信之前，我已经收到他的两封信了。而且，他一直不断地给我打电话。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他不断地打电话，总在早上六点钟。后来，电话也难打通了。那是战争期间，1942年。他们好几个月都没有见面，其间写了许多信，打了许多电话，直到六月，才在富特文格勒母亲居住的海德堡见了面。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让我想想……他先写了首诗。那是1942年1月10日，“磨坊主的轮子虽然会坏，但是爱情没有尽头，当两颗心分开时，他们像老朋友似的道别。”我碰巧发现了这首民歌，我一晚上没睡觉，在绝望中想到了这个主意。今后几天我要好好写这首歌。我最亲爱的，我无法改变，无法忘记你，你的威廉。如果你不再想读到我的信，写信告诉我，否则的话，你不用回信。”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从我们开始在一起，富就告诉我“我要娶你”，我说等等吧，“不，不，不，我们相爱，这就意味着是结婚”。结婚！富特文格勒！？玛丽娅的朋友们都说：“你那道德高尚的妹妹挺有心计的，富爱上她就是因为她这一点。”
　　或者说：“你这是故做镇静，所以他才会……”我确实坚持了六个月，直到不能再坚持下去为止。就是这样。后来他的离婚拖了很长时间我们才结的婚。当然，是绝对保密的。爱乐乐团以及家人，没人知道。
　　“艾克曼夫人，如果你愿意嫁给威廉·富特文格勒，请说‘是的’。”是的。　
　　“富特文格勒博士，你愿意娶伊丽莎白·艾克曼吗？”别吃惊。他说“是的！”外面大厅里的每个人都听见了。而他还想着要保密。他把大家吓坏了。
　　1943年6月，两人结婚后不久，为了躲避对柏林的轰炸，伊丽莎白来到了林茨附近的乡村。第二年8月，富特文格勒在瑞士卢塞恩指挥音乐会后，伊丽莎白留在那儿并生下他们的儿子，安德雷亚斯。富特文格勒于1945年2月来和他们团聚，住在日内瓦湖畔的克拉伦斯，至今伊丽莎白仍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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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二战中的德国
　　1937年的夏天，一次著名的论辩。不止一个人目睹了在萨尔兹堡音乐节上，托斯卡尼尼和富特文格勒的历史性的争辩，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托斯卡尼尼的结论斩钉截铁：只要在第三帝国当指挥就是纳粹分子，艺术与音乐是当权者的工具。富特文格勒的反驳同样是掷地有声：伟大的音乐能够与纳粹主义对抗，音乐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它与政治无关。
　　当纳粹当政以后，富特文格勒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有人支持富特文格勒留在国内，希望他用指挥伟大的音乐来与法西斯抗衡。另一方面，以托斯卡尼尼为代表的观点则认为，凡是在第三帝国当指挥的就是纳粹分子。富特文格勒自然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他坚持音乐与政治无关。富特文格勒最终留在了德国，为维护德国文化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1934年，对纳粹禁演欣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进行严正干预，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自己的立场，并愤然辞去一切公职；1935年，在重返柏林爱乐指挥的冬赈义演会上，当所有的人用右手向希特勒行纳粹礼时，只有他一人右手执指挥棒，并在多年后的许多音乐会场合，拒绝指挥纳粹党党歌，至少在柏林，人们知道他没有投降；在维也纳的一次音乐会上，他坚持在取下纳粹党党旗后才能演出；1939年以后，纳粹当局多次企图让富特文格勒赴被占领国家演出，均遭到他的抵制；他还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搭救因种族问题和其他原因遭受迫害的音乐家包括犹太音乐家；由于他的努力，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在战争期间没有一个服兵役的。要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随时都会使自己陷于极度的危险之中。1930年至1950年在柏林爱乐担任首席的沃尔夫说，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像富特文格勒是如何公开发表反对纳粹的政治言论的，每一个言辞都有可能要他的命。事实上，沃尔夫所言绝非危言耸听。从1933年起，希姆莱就为富特文格勒制定了一份详细的档案，在一份备忘录中，希姆莱写到：“不管某个犹太人有多么坏，富特文格勒都要帮他一把。”(《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第51页。)这个杀人魔王不止一次地要求希特勒把富特文格勒送进集中营。当然，他也做了一些妥协，而且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也被纳粹所利用，比如著名的“黑色贝九”事件。事实说明，这些所作所为影响了他的艺术，损害了他的名声。
　　战后，富特文格勒被禁止担任指挥。他被盟军指控是纳粹的同谋，至少是天真地允许自己被纳粹德国当作工具。关于他在第三帝国中的作用的报告被提交到了设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肃清纳粹影响委员会。
　　伊丽莎白：“亲爱的，这儿的事太多，我都不知如何下笔。主要的大事就是我要等到这周三，才知道奥地利的委员会是否收到了我和柏林之间的通信，他们需要根据这个来作出最终裁定。到那时我就知道结果了。如果他们没收到，我就得飞往柏林，那儿对我的指控最严重。”他是坐一架俄国军用飞机飞到柏林的。俄国人很想把他留在柏林。他们用大飞机单独搭载他一个人。在飞行途中，他想，也许我最后会被关在莫斯科，谁知道呢。可是他降落在柏林了，东柏林……
　　他还写道：“最亲爱的，我要告诉你，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有多爱你，没有你我不是完整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分开这么长时间。我睡不好，非常想你。这太痛苦了。我在盼着把你抱在怀里和看见我们儿子的那一刻。”在他写信时，我在11月生下了我们的儿子，托马斯，太好了，托马斯，我的第二个儿子。
　　在战时离开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和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反复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富特文格勒要留在德国？”他比其他人更有机会留在国外，完全可以成为反纳粹的领袖人物。他们的观点和托斯卡尼尼差不多。但也有艺术家觉得富特文格勒留在德国有作用。莱因哈特就对一个朋友说，你回到柏林请带我问候富特文格勒，告诉他，他留在德国是对的。其实富特文格勒也曾经犹豫过，但有个契机让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在巴黎碰到了已经离开德国的勋伯格夫妇。
　　  伊丽莎白：当威廉甚至比勋伯格更绝望时，是勋伯格要他回到德国，去创造伟大的音乐。
　　“这是你的职责，也是真正的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勋伯格告诉他。富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在瑞士听到了各种消息。后来他听说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自杀了，不知是在墨西哥还是巴西。威廉非常尊敬他。他们从在萨尔茨堡时起就相识相知。
　　富开始时非常受打击，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尽管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等我们知道时，他已经死了两年了。可在德国，还没有人知道。然后富说：“我更早时可能也会这么干。”
　　我注意到他真的是在想象具体的情景。这句话明确道出了他为什么没有离开德国的原因。当勋伯格说“回去”时，富心存感激。连勋伯格都这么说了，威廉感到他必须呆在德国，和他所熟悉的人民在一起。
　　像斯蒂芬·茨威格这样的作家注定要受到母语的局限，但是像富特文格勒这样的著名音乐家其实在哪儿都可以指挥。
　　伊丽莎白：当然，这是真的。可是在当时，他有了和斯蒂芬·茨威格相同的感受。甚至也可能会承受不了，“我同样也可能无法忍受了”，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
　　1946年12月下达了判决。在以下五类：“证明无罪；政治同情者；支持者；轻罪犯和主要罪犯”之中，富特文格勒肯定是“政治同情者。”1947年5月，他和他的乐团在柏林团聚了。他在法庭听证会上说过，与我对德国音乐的深深关切相比，担心自己的音乐被纳粹用于宣传目的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孕育过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的人民不得不生活在纳粹的统治下，我不能在德国最黑暗的时候离开她。毕竟，我是个德国人，不管其他人怎么想。
　　今天看开，富特文格勒在当是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德国他被看作是个反纳粹分子，甚至有时生命都会有危险。然而在国外，他却被谴责为是纳粹分子。就是在战后，很多流亡的艺术家也反对与他同台演出。为了洗刷名声，他前后用了２年半的时间，这当中，像梅纽因这样的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也在为他重反舞台而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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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特文格勒的作为，虽然让他的声誉暂时有所损伤，但大师那伟大的对德国音乐传统、文化传统以及整个德意志民族、德国人民的责任心，让他成为了后人心目中伟大的文化脊梁。正是这位伟大的指挥家，撑起了纳粹统治时摇摇欲坠的德国文化传统。他对德国音乐文化的责任和坚守，让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人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曾经受到纳粹政权压制的德国戏剧界名人巴尔洛格在盟军审讯富特文格勒时作证说，富特文格勒是(德国的)人们认为活下去的理由之一，“既然还能听到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我们就不至于完全绝望。”显然，富特文格勒已经成为纳粹德国时期绝无仅有的正义的精神象征，他和他所指挥的音乐的存在，象征着德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并没有完全坍塌，他给黑暗中的人带来一丝光明的希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下，人们最需要、最渴望听到贝多芬的音乐。
　　富特文格勒，当他面对民族危亡国家黑暗、民族文化破败不堪时，不顾自己的境况不顾自己的声誉，选择了艰苦地坚守民族的伟大文化，为德国人民为德国文化为德国音乐而抗争。他的声誉只会是暂时的受损，而当时光逐渐流逝，人们永远会崇敬这位在最危难时刻苦苦奋斗苦苦支撑的伟大艺术家！一个民族，当她拥有了这样伟大的大师，其民族的伟大传统怎么会消亡，其民族的灵魂怎么会灭亡！
大师的最后岁月
　　1947年5月，富特文格勒终于又可以回到指挥台上了。复出后，他再次焕发了生命的活力。除了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外，还出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同时兼任欧美好几个乐团的客席指挥。在拜罗伊特、卢塞恩、萨尔兹堡和爱丁堡音乐节上，也常常看到他的身影。他还录制了大量的唱片。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能去美国。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战前他没能去纽约爱乐乐团接任托斯卡尼尼的位置，战后去芝加哥交响乐团担任指挥的愿望也落空。随着年事的增长，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弱。
　　大约在1952年，在患一场肺炎后，他开始失去听力，当他害怕再也不能体会爱的感觉时，富特文格勒产生了死的念头。
　　伊丽莎白：这是他的决定。并不是说他要自杀，而是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对我说的。晚上他把我叫醒，说：“知道吗，我会死于这次感冒。”我说，你呆在床上，我去给你拿早饭。当我拿着托盘进来时，他把被罩套在头上，像个小孩。当我走到床边，他把被罩一扔，已经穿好衣服，跳下床。“我不喜欢在床上吃早饭。”他说：“我快要死了。”
　　富特文格勒持续感觉不好，医生让他住院。1954年11月，伊丽莎白陪他来到巴登-巴登。
　　伊丽莎白：我走进医院病房，护士走出来，这时富吞吞吐吐地对我说：“知道吗，他们都认为我在这儿可以恢复。我知道我要死了。但他们不这么认为。”我想，好吧，我会记住他说的话，等他病好了，我会提醒他，当初他让我多么担惊受怕。
　　然后走进来一位教授，忙着做他的检查，我离开病房。房间里净是医生，富不喜欢这样。等我回来，我说，我回来了，我抚摸着他。突然，他深吸了一口气，微微欠起身，长长地吐了出来，然后就去世了。
　　后来那位教授写了本书，讲到了富的死：“当有人决定要死时，我们对他也无能为力。威廉·富特文格勒就是这样。他坚信自己就要死了。”当他离开家时，他向孩子们诀别。只有托马斯相信他。托马斯感觉到了他的恐惧。其他人都不相信。他们说：“爸爸走下楼梯时身体是那么棒……”托马斯很不安。
编辑本段大师的指挥艺术
　　有的专家说，指挥的左手和右手各有不同的作用。右手主要的任务是确定一部作品的速度，从宏观上控制节奏，在乐曲的开始和结尾的地方给予明确的指示。而左手主要负责调节声音的强弱，乐队的音色，以及不同声部和乐器的插入。但真正做起来，每个指挥都有自己打拍子的方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富特文格勒有一次在意大利给一个乐队排练，因为乐团中的大部分音乐家以前没有和富特文格勒合作过，当他打出摇晃而令人费解的下拍时，有的乐队队员以为是他的右手在颤抖。甚至有个人站起来说，大师，勇敢点。这说明，要正确理解指挥的手势，得靠乐队和指挥家之间的长期默契。
　　富特文格勒：我们不能把自己和过去截然分开。从创造力这个角度看，我们试图在每件往事中找到自我，在往事中看到现在，这是我们的天性。
　　富特文格勒五十年代就去世了，可他一直活在我们中间。塞吉乌·切利比达凯曾经问他如何演奏好布鲁克纳交响曲中的某个过渡部分。他回答：“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声音。”他是根据现场而不是任何理论来指挥音乐的。
　　富特文格勒：指挥，就像任何一种诠释一样，是种瞬间的事，只能靠现场流露出来。你只能在当时才能感觉到对这声音应该怎么样。主要的工作不光是在排练中做，我认为是排练、现场各占一半，因为现场需要很多---每个瞬间、每次现场都是新的，作品又重生了一次。
　　对富特文格勒来说的确是这样，每个瞬间，每次现场都是新的。就是他的所谓瞬间意识，即兴意识。他还说过，排练和现场各占５０％，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样说，并意味着没有大局观，富特文格勒非常注意作品整体结构的统一。他反对的是拘泥于乐谱上的细节。所以有人说，他是按乐章而不仅仅是按小节、按乐句来指挥作品。
　　富特文格勒要求的不是细节的准确，而是为了向乐队传达一种意念，从而在内心中与乐队沟通。  
说到富特文格勒，话题总离不开另一位指挥家，这就是托斯卡尼尼。首先，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两个人的音乐观念也不一样。托斯卡尼尼认为要忠实于原作，作品上标明的指示神圣不可侵犯。而富特文格勒认为，指挥家有权参与到作品中，用自己的意念和感受来解释作曲家的作品。与富特文格勒的变化多端相比，托斯卡尼尼的速度偏快，很少变化。在指挥的手法上两人也相反：富特文格勒的动作摇摆，手势的游移不定，托斯卡尼尼站在指挥台上毫不移动，身体笔直，手臂动作准确有力，干净利落。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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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特文格勒和梅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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